第三十九章 (第4/4页)

关心起国家大事来了。他搜肠刮肚地想，**这一死，中国不就完了吗？好多年前美帝国主义、苏修集团，还有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有围攻大陆的野心，他们怕的就是**，现在他们什么也不用怕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打过来了。还有，国内这几年也非常不安静，**、**、邓小*平纷纷登场，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又有多少呢？如果这些人一齐出动，跟外国侵略者来个里应外合，那事情就麻烦大了。到那时，国家会乱成什么样子？老百姓还会有安静的日子过吗？

    他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立刻把思路调整到自己目前的状况上来，别管外面有多乱，只要咱自己家里有吃有穿就行。阶级敌人不是要搞复辟吗？搞复辟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谁愿咋整就咋整，谁挣得多谁穿得好也不算丢人了。这有什么不好？要真是这样，还不如走资本主义好呢！他们真要走就让他们走去得了。只要不天天打仗，不天天开会，能让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谁在台上不都一样？现在这个社会也该变变了，你手里的钱儿稍微宽敞一点儿，就有人眼红，即使明里不敢整你，暗地里也决不会把你放过，说什么这叫“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你的家庭再稍微露点儿富，那更不得了啦，那非拿你个资产阶级暴发户不可。他们还叫嚷什么“越穷越革命”、“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我就不明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非得让大家共同过苦日子？去他妈的，说得好听，老子才不管你们的那一套呐！老子穷的时候你们不是照样瞧不起吗？与其穷得让人瞧不起，还不如富得让人眼红痛快呢！他刚刚觉得冰冷的心暖和了一点儿，但忽而又被另一种念头刺得疼痛难忍。原来他又想起了他死去多年的父亲。是啊，要不是老爷子当年跟随**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夺取红色政权，自己能有今天吗？自己能有站在大队和工作组面前说话的权利吗？这一切还不是用老爷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倘若中国的红色政权真的被资产阶级窃取了，那么老爷子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自己还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比成分论阶级？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不由得又乱了起来。

    几天来，他就是在这种昏昏沉沉、冥思苦索中度过的。他不知道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谁能把这些道理给他讲清楚。他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他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包括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他每天出门干活，下班回家，其余的他哪里都不去，包括正在建设中的新家园。他的身体比几天以前更糟糕了，他随时都有累倒的可能。然而他对谁都不肯说，只愿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肢体上承载的痛苦越大，心灵上遭受的折磨就越小。他有勇气也有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转眼到了阳历的九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召开**追悼大会的日子。按照上级的要求，县、社、队普设灵堂，干部、群众佩带黑纱。

    下午3点前，芦花村的群众全部集中在了大队部院子里。院子被塞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随意走动，也没有一个人破例抽烟。一个个都敛声屏气，肃穆庄严。会场上一度出现了芦花村有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降起了茫茫细雨，整个院子里，除了雨打树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再无任何声音。

    3点整，追悼会正式开始。

    高音喇叭里首先响起的是**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蛮里蛮气的口音：“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追悼会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叫，随即，只见一个人应声倒下。

    周围的人一看鲍福倒在了地上，连忙去搀扶。这时，他已经人事不醒了…

    鲍福在家里整整昏迷了一天一夜，当他勉强睁开眼睛时，只觉得四肢无力，头脑发涨。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长期劳累过度，再加上因愁闷而造成的神经衰弱的影响，致使气血供应不足，身体虚弱。唯一的办法就是静下心来休息一阵子。

    就这样，鲍福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北院的墙壁又接了两茬，由于事先计划周密，工地上的事儿没有受到半点儿影响。在养病过程中，鲍福最感到欣慰的事情就是阳历的十月十六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鲍福挣扎着坐起来，无限感慨地对桂晴说：“我说呢，这几年，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原来是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在**身边使了手脚。既然如此，那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拿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口号再没人喊了？谁再有钱也不算丢人了？哈哈，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四人帮’怎么早不完蛋？要不是因为他们，我能卧病在床吗？看来人一旦上了岁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想当年，**是何等的英明啊！**够狡猾的吧，愣是精不过他，什么事情能瞒得了他老人家？可是年纪一大，就糊涂了，连‘四人帮’这几个小毛孩子他老人家都招架不住啦，你说这可悲不可悲？”

    桂晴冲他笑笑，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