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香草山：3-5 (第5/5页)

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cao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sao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