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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5/5页)
过夜,压根儿就没有住处。我说依尔卡,我把你的那些蝴蝶登到美术专页上去,再写上几句话。你呢,就让她在这里呆一个星期,在她租到住房之前,也就是那么一小会儿。” 依尔卡乐了,感动极了,这种幸福简直是从天而降。依尔卡的高兴很正常,其他男人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会同样。他深感荣幸的是,有位女士将在他这里借宿,更重要的是他还教她画画,他可以向她诉说有关他不幸命运的一切,即任何体面的女人都不想要他。依尔卡连忙说:“朋友,一切为了你,我这里不是还有一张行军床吗?她在这儿睡,我给她生上炉子,我在旁边那张行军床上睡,她可以舒舒服服睡在床上。”依尔卡·什梅卡尔简直是欣喜若狂。我们大家同时说:“咱们一块儿走吧!”我们开始告别。沃拉吉米尔与那女士握手时,脸色苍白,他还是不看她的眼睛,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他要是看一下她的眼睛,准会晕倒过去。我丈夫说,有一次裁缝给沃拉吉米尔量裤子尺寸,她将皮尺插进他两腿之间去量,他便立即晕倒过去了…我和我丈夫每个星期到他的表妹米拉达那里去游一次泳。她跟我丈夫一样也是布尔诺人,爱说一口摩拉维亚方言,也喜欢说布尔诺俚语。她出生在面包巷的一所公寓里。这公寓带有一个外廊,很像一座大监狱。 布尔诺的德国人管这条卖面包的街道叫面包巷。如今她住在霍莱肖维采的巴特里饭馆旁边。我们去的时候经过利本尼桥,回来的时候还经过利本尼桥。河上的空气很好,透过栏杆可以了望布洛夫卡。特别是在傍晚,我丈夫边走边抚摸着这石桥的栏杆,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当他凝视着河的深潭,顾盼着周围的景色以及医院走廊的灯光映在河上的光影时,总是默默不语,我也只好默不出声。 米拉达家很热闹,她的丈夫科齐扬特别能吃,从下午就给废品收购站的米拉达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忘丁买这买那晚饭用,还叮嘱她别到卡车司机班去,免得在那里喝多了。要是米拉达没有按时目来,科齐扬先生便手里拿着表,先到他们公寓的走廊上去等着米拉达。我经常遇上他一脸不放心地在公寓门口盼着他老婆回来,我于是同他一块儿等。等到我也有些惊奇了时,米拉达才拎着提包走下电车。科齐扬气得脸发青地走在米拉达旁边。他大喊大叫,骂个不停,还指着手表给米拉达看:“你在哪呐?都能闻到你的李子酒味尸在我们走上通向他们房门的楼梯之前,我的脸也吓得刷白。 科齐扬脸色发青,米拉达哭着说,她下午只吃了三块罗姆酒巧克力糖。来到家里,米拉这还在哭。科齐扬先生便成十遍地说他救了米拉达,把她从大街泥沼里拽出来。等到米拉达去烧晚饭,我洗澡时,他便已平静下来,一刻种之后便太平无事了。 科齐扬先生居然用走了调嗓门儿唱起了歌剧中的咏叹调:“亲爱的玛尔达…啊,亲爱的玛尔达…”我很喜欢在科齐扬家吃晚饭,赶上有卤味什么的,科齐扬先生总是大声嚷嚷,因为米拉达吃得太猛了,她总是将卤汁洒在衬衣上。“看得出来·,你就是在面包巷出生的!”齐扬先生吼着。他曾经是卡贝什暖气公司的代理,每年萨去外国,这是他最得意的了,每逢节假日便出去旅游。他根据旅游的地点决定戴什么帽子:去北欧,他便戴海军帽;要是去地中海,他便戴上热带遮阳帽。他一直将帽子放在纸口袋里,过了边境才戴上。他有兴致时便给我讲述他的旅游经历,他还乐意告诉我说,他是玫瑰园朗斯基伯爵的私生子。 每逢星期一他都要特别穿着打扮一番,到演员们、从前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他头面人物常去的地方参加社交活动,那只是男人们的天地,女土们只能稍微开一点儿门挥挥手帕而已。科齐扬的一位朋友甚至在这里每周做一次世界大事的政治评述,那人名叫雅罗乌舍克,曾任驻玻利维亚领事和一个什么新闻评论员。这个星期一的傍晚,他又在刮脸,其实一大早就已经刮过脸了。然后染头发、摘下压头发的网帽、擦粉、擦皮鞋、挑选领带。他容光焕发、笑容满面,还在洗澡间高歌他的“亲爱的玛尔达…啊!亲爱的玛尔达…”唱得深情满怀,可却走了调。有一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科齐扬先生摊开双臂躺在沙发椅上,眼睛发直:米拉达在抽泣…原来是她忘了买红菜头,因为晚上要吃熏rou末,而熏rou末少了红菜头就很难吃。 米拉达只得跑到赫拉夫尼街去买,可是商店这时已经关门。等她哭着回来时,科齐扬又在翻老账说是他把她从泥坑里救出来的。米拉达哭着对他说,让他呆在她屁眼儿里亲嘴去。科齐扬先生气坏了,于是躺下了。我来的时候,他嗓音微弱地对我说,他老婆让他呆在她屁眼儿里亲嘴去,而不是按照捷克说法钻进屁眼儿里,竟然让他、玫瑰园里的朗斯基伯爵的私生子呆在她的屁跟儿里亲嘴…我喜欢米拉达,因为我们常爱在一起玩一种这样的游戏,即先说出一个捷克语词,然后找出其相对的布尔诺方言。比如说;午饭、卷心白菜、钱包、财迷、说谎、面板、星星、风筝… 等等的布尔诺语都有另外一种说法。又比如:我们到布尔纳河去游泳的河,也不叫河。还有姐妹、花束、警察、王国、秃顶…等等的布尔诺方言都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丈夫一来,我们便可以这样说一个捷克语词,对上一个布尔诺方言地玩上好几个钟点。我丈夫和米拉达会的一般多。我丈夫总是提着罐子到巴特里去打啤酒,有时走得更远,一直到海员酒店或者哈英卡酒店,他说那里的酒最好。那时候我丈夫大声说着他的梦想,说他的未来是仅出版他终日梦想的一本书,等有朝一日这本书一问世,他就要穿上他那套婚礼服,跟我一块儿走到布拉格的民族大街上去,傍晚去瓦茨拉夫大街,那里的橱窗里将会陈列着他的书,上面还印着他的名字,我们则假装只是在慢步布拉格,每个书店橱窗里将会陈列出那给我丈夫带来荣耀的第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将是最棒的。结婚后那段时间我常见我丈夫作深思状一本正经地练签字,就象人门在报纸边沿、节目单上,在吃饭喝酒的账单最后一页上故意写着横七竖八、十分潦草、让人看不懂的那种签名,我丈夫就在这种毫不掩饰的片刻里练习着签字。半年之后他把他的姓练得定型了,然后拖出一长道与他的名的第一个字母连接起来。于是在所有报纸、甚至在杂志的边边角角上我老能看到他最后确定下来的签字,娴熟的签字。我不得不承认这是那种只在银行支票上才有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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