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四章重生之掌控全球接塞西 (第2/3页)

，独立制片开始成为中国电影中的一股潜流，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得以的地下时期

    “当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在欧美电影节上频繁制造中国热点时，一种回应是：中国电影代表团和中国制片体制内制作的电影作品拒绝或被禁止出席任何有独立制片作品参赛、参展的国际电影节。于是，一种复杂、微妙而充满张力的情形开始出现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之上。作为一个高潮，是第五代主将田壮壮未获审查通过的影片《蓝风筝》的参赛以及《北京咋种》的参展，使中国电影代表团在到达东京之后，被禁止出席任何有关活动。”

    1993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对电影《蓝风筝》(田壮壮)、《北京咋种》、《流狼北京》(吴文光)、《我毕业了》(王光利)、《停机》(1993年张元的《一地jī毛》开机，因为《北京咋种》一片又sī自参加日本东京电影节，引起官方的极大愤怒，上级主管部门发下“紧拍令”所有影视机构不得与张元合作，同时电影制片厂撕毁出租灯光及摄影机的合同。关于这次“下马”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张元的妻子宁岱的纪录片《停机》(原名是《关于一部被禁影片的讨论》)里有所记录。)、《冬春的日子》(王小帅)、《悬恋》(何建军)七部影片导演的禁令。

    参加电影节

    独立制片方式下的电影难以被国内体制容纳，审查无法通过，拷贝卖不出去，独立导演们于是纷纷效法张元，走向国际电影节，以求突围。而这一原本是不得已“集体行为”在得到西方世界的默许和鼓励之后，反而变成当时大多数“地下电影”获得生存和认可的“唯一途径”此后，张元的《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胡雪杨的《留守女士》1993年获埃及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字塔大奖，何建军《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邮差》1995年获影评人奖和最佳影片奖

    但是，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却言词犀利地指出了其中的弊端“西方对于中国第六代电影的极度颂扬，所关注的并非是影片所呈现关于中国文化或社会的现实，也不是影片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事实。第六代电影的独立制片方式，是继张艺谋的‘铁屋子’老房子中被扼杀的欲望故事，和在现当代中国史的景片前出演的命运悲剧后，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一如张艺谋和张艺谋式的电影满足了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镜象；第六代在西方的入选，被用于补足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先在的，对于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景观的预期，以完满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反抗、公民社会、边缘人的勾勒…”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独立电影的处境实际上变得更加艰难，独立导演们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僵化，形成了双方都很尴尬的不利局面。

    独立电影七君子上书

    2003年，局势的变化已经相当微妙。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媒体公众和业内人士们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便越来越频繁和jī烈。8月，国家电影局开始主动召集一些著名独立电影导演，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以前的“训话”状态转为“大家能坐下来谈谈”11月初，电影局打电话通知王小帅，让他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导演，一起参加一个会议。11月13日，这个后来被神秘化了的座谈会终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被分成电影局官员、电影学院领导、独立电影人、电影学院师生4个部分，据与会者之一的电影学院教师张献民回忆说“一共来了100多人。座位做得非常滑稽，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小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我们都是发了言的，贾樟柯的左边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后排有雎安奇、李欲、耐安、吕乐。后排的人都没能发言，不是他们不愿意发言，而是当时的场面就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言。”

    在这次会议上，张献民代表大家念了一份事先起草的提纲，这份提纲经过深思熟虑，有四条明确的意见，其中三条和审查制度有关。该提纲有七人签名，分别是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和张亚璇(实际签名者人数则更多，均因各种原因撤销了签名)，因为该事件的典型性和历史意义，他们随后被称为“独立电影七君子”

    对于这次“上书”和发生在整个2003年的明显变化，青年电影的代言人张献民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利好”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