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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1/3页)
第七章 无所谓。我真的无所谓。我不是你想像之中那些女子。 他没有来。我从黄昏等到晚上,火车过了一班又一班,我坐了一班开到大阪的火车,自己一个人在心斋桥吃了饭,喝了点清酒,又坐火车,回到京都的旅馆,已是晚上十二时,没热水洗澡,我便开电视看。日文的,我也不会看,他们在玩游戏,吊着铁架上,吊十几小时,斗耐,将硬币叠起,斗高,好傻,好认真的,玩输了,会哭的,真白痴。看得我,睡着了觉。 第二天。第二天我对我的所谓人生的认识,好像深刻了些。 任雨来的时候,穿一件浅杏色雨衣,头发好长,穿一条到脚眼的烂牛仔裤,一双橙色胶鞋。脱了雨衣,扬起手,里面一件白短t恤,发还是微湿的,嘴唇微厚微湿,整个人都散发温暖的湿气,她来自四川成都,是第一届全国现代芭蕾舞青年大奖得奖人,十七岁,比我年轻,足足十二年,见到我叫我,嗨,大姐。 那一年我离开舞团。我说,我结婚了。我恋爱了。 但其实我知道,我是为了要离开舞团才结婚的,不是为了结婚而离开舞团。 舞台灯仍然亮起,但我已经不在了。 他们说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舞者”但那不是我。 当我不再年轻时,我的才华露水一样消失。那年我二十九岁。 其后人生的道路,还有很长,累得我骨头都散掉。但他们说,‘三十岁是一个女子生命的完结。其后她就是鱼眼珠。’‘她是那么普通。我认她不出来。’‘你以为她跟别人不一样,她跟所有人都一样,结婚生子,和尿布奶瓶做好朋友。’‘从前不是有个,叫,叫甚么名字,跳得很好呀,消失了,是不是死了。’‘不是,不是,不是死了。是结了婚。’‘从前。她…’‘她母亲死的时候,她在阿姆斯特丹。’‘从前她,我记得她,坐在一张高椅上,左看右看。她那么高,我觉得她好高好高,好难捉摸。’我跟从前一样,没有更多或更少,如果有所谓才华,才华从不突然出现,也不会突然消失。才华是由无数个独自练习的夜晚,无数次受伤与痛楚锻链而成。但很公平,他们可以因为我的才华而恋慕我,他们也可以同样热烈而决断,即使我跟从前一样,背弃我。 我离开,某种生活。某种生活,已是十分遥远。 才华是那么容易,我只专注于才华,而普通却极为艰难,千百件琐事,尘埃一样密,此起彼落的呼喊,责任,荣誉,但没有爱,一如婚姻,足以压断我的背。 他进入我的身体,握着我的手,一直问,怎样,怎样,你觉得怎样。就像一个过份热切的侍应生,每吃一口,就问,怎样,怎样… 但爱之动,又不是足球比赛。不是孔雀开屏,不是武术表演,怎样,看这套拳打成怎样,或,进龙门没有,怎么成天都在中场,踢来踢去。 孔雀开屏,雄孔雀张好开,振动着,毛与翼。前前后后,扬起,但是雄孔雀一只雀的事情,与雌雀无关。 我觉得有点可笑,但觉得不好意思,便说,好,好,说漏了嘴,说,好吃,好吃。 他也不觉得有甚么不对,很专心的。我看着他,这个人,我见过,不知在那里见过,容貌尚好,三十岁左右,开始有一点白头发。可能大家认识并不深,大家都穿着内衣,他穿的是一件白背心,我穿一件浅蓝丝小衣,下身赤裸并交合。他垂着头看着。 家里没了男人以后,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儿子如日,有十几岁了吧,敲门,在门外问,妈,没事吧。我说,没事,我做噩梦而已。我儿子如日好乖,家里没有男人以后,他就很快长大成小男人,总问我,没事吧,早点回来。 床头地上有份报纸,摊开,是戴卓尔和戈尔巴乔夫握手的照片。 我第一次看见坦克车,国庆日,我父亲带我回广州看军事检阅。奏国歌,我父亲立正敬礼,一动不动。国歌奏完后就是步兵检阅,步兵走过便是炮兵,然后就是装甲车和坦克车。 香港不是国家。中国才是国家。我父亲说。 我父亲缠绵病榻,好些坏些,时进时出,每次留在医院的时候,愈来愈长。最后那一次,住了三个月。我姑母说,你父恐怕不长了,我便回到香港小住,送他终。我父垂危,言语断断续续。 说甚么,我听不清楚,只是语调急燥,不知是否要去小便。我便说,吁吁,去吁吁吗。他挣扎起来,好重,老人家,病那么久,看样子好单薄,白白灰灰的,一样好重好重。扶他起来,他没有去小便,只站得直直的,一动不动,敬一个军礼。原来奏中国国歌。 香港不是国家。中国才是国家,我记得他说。电视播中国国歌,并有好多坦克,在中国北京。 人民会忘记。人民为甚么不可以忘记。如果不可以忘记,实在太可怕了。 我说,你还我六镑五十便士。你一定要还我六镑五十便士。从法庭追到唐人街,从唐人街追到中国大使馆,我说,你叫甚么张三四,你欠我六镑五十便士计程车车费,请你还给我。 他给我六镑五十便士,我都没用,用小胶袋装着。后来英镑改了小装,那些大五镑纸币,大五十便士硬币,都不能用。 这种人实在太多了。以前叫民运份子,异见人士,后来我叫,那帮人。 我带他们上法庭,帮他们做翻译。陈福星说,你这么好,不如让我睡你一睡,我会让你很舒服的。刘福九说我想到爱丁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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