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严歌苓对谈 (第2/3页)

刻画得非常美丽和丰富。男人由于是狩猎者，情感包裹很严，女人要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都有不同，1-12之间是一个阶段，而18岁之后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进入30女性开始变得更为有丰韵。男人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男人，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不如女性的变化来得大。

    蒲：你对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如何看的？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呢？

    严：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性主义，就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我们不能那样去战斗，如果大家对立，我们毫不受益。我觉得女性活着就是一种强大，就像扶桑这样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都有相似的特点，柔顺、阴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种疼痛，包括精神上的和rou体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

    李：看萧红的《生死场》也有这种的感觉，你会被这种强韧的生命力所震撼。

    严：我很喜欢萧红的《生死场》，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非常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我之所以写《扶桑》就是有感于这种女性精神的伟大，我身边所接触过的女性就有许多是这种类型的。我前夫的母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很聪明、宽容、始终都是荣辱不惊的状态，这给我很多启示。

    李：说到《扶桑》，大家对这部小说都很感兴趣，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的，而且扶桑身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严：我在最近一期《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自己的创作感想时，就谈到《扶桑》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我去看一个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看到这样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唐人街妓女，我想到了很多，对她的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为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泡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也看到了有关唐人街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我很震惊，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扶桑》的动因。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性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性是母性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辱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出落得更为艳丽和充满生命力。

    李：对，就是庄子所说的“上善若水”

    严：许多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无知、混沌但是她们却是最幸福的人，她们不像现代人那样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概念，她们很自然，就凭着自己的直觉走。我欣赏这类女性。

    李：那你在写扶桑时有没有将她作为19世纪中国的象征？我觉得你写的扶桑很有象征意味，与克里斯的恋爱可以说是中国刚被打开国门之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和迷恋，而西方同样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而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始终处于内外交困的屈辱之中，但她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充满勃勃生机。

    严：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也有人这样指出过，但是我当时只是想将这个女人的身世和传奇告诉大家，仅想在表现一个华人移民女性的命运中突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隔阂和阻碍。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天长地久的情感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克里斯对扶桑始终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心态，他认为扶桑就生活在悲惨中，需要获得解放。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尤其是美国人的，扶桑也是很聪明的，她其实看清了一切现实，尤其是在唐人街发生大屠杀之后，她意识到西方人与东方之间的隔膜和仇恨无法解决。虽然克里斯一心想拯救她，但在大勇面前，克里斯居然将刀塞到扶桑手中，让她自己解决大勇，这也是西方人自私心态的一种表现。最终扶桑选择大勇，我在小说里写到“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的保护，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这是宿命的结局也是扶桑理智的选择。这里面其实也表明我的一种文化的反批判，我觉得门当户对还是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不同民族的思想、主观意识都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

    李：前两年就听说你的《扶桑》要由陈冲改编成电影了，而且说主角也定了，由张曼玉出演，我们一直都很欣喜地期待着，大概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呢？

    严：现在我也不清楚要多久了，因为原先投资在这部电影上的资金被投资人转移了，陈冲又生了孩子，所以可能要等一阵子了。

    李：说完扶桑，我们要问一下您为何会关注起国内贩卖妇女这个题材的呢？《谁家幼女初长成》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这个题材的小说，当然有很多通讯新闻、报告文学、纪录片等，但小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能够谈谈为何创作这部小说的？

    严：身在国外，我很难看到大陆的任何消息。两年前看到了香港杂志一篇报道，有关大陆拐卖人口的统计，非常惊人。同时也想起我们家以前的一个小阿姨讲的故事，她从安徽过来的，讲了去深圳打工的经历。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有一点形象，仿佛变成了一张照片，我一直死心眼地想让它活起来。这部小说我只用了20天就写完了，写得非常顺利。

    蒲：作为远在海外的作家，能如此关注、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