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院判 (第2/3页)

牌神医一定会露馅的。于是我干脆闭门谢客，搜罗来大量的医书准备恶补一番，压力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吧，至少对我是这样的，这些天来的恶补使我受益非浅，对于祖国传统的古代医学也不乏一些认识，当真是博大精深。

    由于明代官方尊崇儒学，倡导孝悌，医学被视为履行孝悌的重要手段。“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这样的环境中，科举失意的知识分子，涌入医学领域乃必然之势。大批知识分子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改变了宋时攻外科者“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使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这时交通发展，信息传递日益进步。医学家向大城市集中，且得以负笈四方以拜名师，深入民间作实际考察。再加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医学经验积累和传播，医学理论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以医学著作，像《普济方》、《明医杂著》、《古今医统大全》、《针灸大成》等，《瘟疫论》和《本草纲目》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书都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我合上《瘟疫论》的最后一页时，我对这本书的作者吴有性敬佩的真是五体投地，吴有性发展了戾气说，已接触到每种传染病有其特殊致病因子这一实质问题。他认为瘟疫之因，为无形之“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这已经很接近现代的传染病学了，可是现代的传染病学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借助了很多仪器设备才确定了致病因子，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先进的仪器，作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这些书中也有很多糟粕，充斥了唯心主义的思想，对于很多无法医治的疾病和不明的病因，作者往往将其归咎于老天和神灵，再就是归咎于道德，认为是做了坏事所遭受的报应。没办法，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上天和神灵无疑是最好推卸责任的人选。

    这些都没什么，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外科手术，到了这个时代让我一下子出名的是凭着这手绝活，所以我最关心的是明代的外科学到底发展到了什么地步，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给了我答案。可是说这本书代表了明代外科学发展的水平。陈实功一生致力于外科学，他集40年外科临床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编撰了《外科正宗》一书，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医疗实践中，既重内治，也重外治，既强调宜手术者的早期手术，又反对给不适于手术治疗的滥施针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提高了对若干外科疾病的认识水平，创造性地提出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医疗技术和外科手术。他首先强调外科治疗中必须配合饮食营养，认为“饮食何须忌口”批判了无原则的饮食禁忌，是一种科学主张。陈氏改进了截趾(指)术、气管缝合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下颌关节整复术，设计出巧妙的鼻息rou摘除手术器械和手术方法。陈实功反对内科医生轻视外科的错误观点，严厉批评外科医生轻诊断、乱投药和滥施针刀的不良倾向。除他外杨清叟、申斗垣、王肯堂也是那时知名的外科学家。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则比较激进，他崇拜华陀，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对筋瘤，他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可以说都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王肯堂晚年撰成《外科证治准绳》，是集先代外科名医方论融合而成的代表作。王氏治外科学富有求实精神，重视临床效验，善于总结经验以提高理论认识。如关于诊断瘤肿性质与确定治疗原则的关系，他强调：“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去法以药先腐，再剪割，必除瘤根。小瘤术后即愈，大瘤去后半年，其肌rou寐痹可复”王氏对手术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主张扩大外科手术治疗领域。他是明代记述外科手术最多最详的外科学家，在很多疾病上给了我很好的启示，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其实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临床经验不足，这将导致我对很多疾病不能确诊，也就没办法进行更好的治疗。经验不是一天两天就有的，那要靠日积月累，更何况我还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我是兽医，对于人类疾病的很多临床症状我并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