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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后记

    《法国中尉的女人》自一九六九年问世以后，在西方广大读者和评论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对其主题、人物、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问题探索小说”，而且“在这种用问题探索手法写成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的当推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寓言小说，说象福尔斯这类“作家不仅通过寓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而且在创作技巧上也在谋求新的途径，评论家们把他们称为‘哲学派’或‘寓言编撰家’”②；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散文体比较小说”“它将小说引入了文化史和社会学的比较领域”③。这真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艾弗·埃文斯著《英国文学简史》（英文版，978）第38页。

    ②转引自刘若瑞著《六十、七十年代英国小说中的新流派》、见《外国文学动态》980年第期。

    ③彼得·沃尔夫著《约翰·福尔斯》（英文版，979年）第24页。

    无论一位作家持什么观点、用何种艺术手法进行创作，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他的作品必然反映出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这正如约翰·福尔斯自己所说：“所有的杰出著作都是经验的结晶…我认为，严肃作家对文学的目的必须有一个绝对明确的认识。如果对文学和人生的认识没有一种哲学作为支柱，你就不可能进行严肃的创作”

    彼得·沃尔夫著《约翰·福尔斯》（英文版，979）第9页。

    《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以维多利亚中期为背景的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个世纪后的一位英国作家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严厉批评。英国在十九世纪度过了“饥饿的四十年代”以及宪章运动的三次**以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维多利亚盛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是一个在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和思想文化都有长足进步的时代；同时，那也是多数人过着贫穷生活，城市和乡村充满了非正义的时代，特别明显的是，它在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有着因循守旧、妄自尊大、虚伪自私的特点。正如本书第三十五章所概括的那样，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现象的时代：是一个妇女倍受尊重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花几镑钱便可买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英国所建教堂的数目超过了这个国家以往的总和，而在伦敦，每六十所房屋中就有一所是妓院；在那个时代，每一座布道坛、每一家报纸的社论、每一次公开演讲，都喋喋不休地宣传婚姻的神圣性，而上至王储、下到达官显贵，许多人都有着偷偷摸摸的私生活，人数之多，超过或几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在那个时代，刑法制度逐步讲究人性化，而鞭打却非常盛行；在那个时代，妇女们的衣服把**遮盖得比任何时代都严实，但对雕刻家的评判却要看他雕刻**女人的水平，等等。

    这部小说是以贵族青年查尔斯跟资本家的女儿欧内斯蒂娜以及跟出身低微的家庭女教师莎拉的关系为主线发展的。这一主线的两个侧面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诚如小说中所指出的：“十九世纪中叶，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的趋势已经在伦敦出现。当然，高贵的血统和门第并没有被取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政治改革的实现，英国资产阶级正愈来愈占着实际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封建贵族的尊贵地位被保留下来，血统、门第、教养成为资产阶级艳羡的荣耀。资产阶级既瞧不起贵族，认为他们是些破落户，是“无用的虚饰”；但又羡慕他们，企图用贵族的地位作为抬高自己身价的手段。这决定了他们对贵族既谦卑又高傲的矛盾态度。弗里曼先生在一八五○年以后的社会和经济大变革时期发了大财，成为商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他认识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做事的时代，做大事的时代。”因此，他雄心勃勃，准备把“某对形式的帝国”送给他的女儿和未来的女婿。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一面。在对贵族的态度上，他隐隐约约怀有一种卑视，并对他们下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结论；同时，他却处处装出上流社会的绅士派头，而又不时怀疑自己装得不象，内心里往往觉得自惭形秽，表现出一种自卑感。因此，他处心积虑地向贵族靠拢。实际上，他把女儿嫁给查尔斯不过是“用金钱来购买地位的手段”，是企图跻身于贵族阶级行列的一个步骤。由于出身和父亲的影响，欧内斯蒂娜在这一问题上，同样持一种矛盾态度。她瞧不起贵族罗伯特爵士，甚至不喜欢温斯亚特庄园的那些破旧房子；但她一想到即将成为贵族太太和庄园的女主人，就感到浑身暖融融的。她同样有一种自卑感，经常怀疑别人卑视她是“布商的女儿”她对查尔斯开玩笑说，假如查尔斯是一位勋爵的话，她就会更爱他。但“在这种自我解嘲的背后，却潜伏着一对恐惧心理。”实际上，弗里曼父女对贵族的矛盾态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