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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三十年呀 (第3/3页)
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吗?"我说:"当年铁路施工预算我都搞,这么简单的玩艺还不行。我是高级工程师呀!"他们都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笑的什么。 当年那些当队长、当组长的都是我培养的,现在都搞总体设计了。他们和我比起来,脑子是新,可缺点是不够全面,没有在施工现场干过什么新路、养路、架桥,不会其它工种。可只要他们设计出新东西,我还是很高兴很高兴。我要赶上他们现在这时候多好!我这话说出来,人家都不信,我夜里常常做梦,自己在图版上搞设计,在现场插红旗子。这样已经好多年了。我这人一直也不悲观,我老头只要一天能干,无论干什么,总会高高兴兴的。这话对吧!有时我想,谁要有能耐,叫我打四十岁重开个头多好。我准能搞出个样儿来,准能,你信吗? ***夕阳想用它最后的光,照透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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