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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他被拘留后，也是这样。自己的拘留室，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衣物用品，陈放得井井有条。被带进拘押室后的第一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几根钉子，钉在墙上，以便挂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给两瓶热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过。一开始，这两个要求都给驳回了。钉子和guntang的热水都是危险品，是绝对不能给的。他居然激动起来：“没有钉子，你叫我怎么挂衣服？衣服总是要挂起来的嘛！不给热水，给点温水行不行？请你们上峰来，我要问问他，我这点请求是不是算最起码的？！”后来经过特批，同意每天给他两瓶温水，但关于钉子的请求，还是坚决驳回了。

    从这个人住拘留室居然还提出要钉子挂大衣、要热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天真”事到这一步，他似乎还不太明白自己处境的严峻（或险恶）。但除了这“钉子”和“热水”他在别的事情上却又从来不计较，没听他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请求。他总是穿得十分整洁，很温和地笑着，很平静地在特地“圈”给他的那个小院里默默地走动。一圈。一圈。又一圈。砖缝里冒出来的每一点杂草，随时发现便随时都拨净。说话仍是那么的缓慢和轻柔。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他能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您知道吗，我有几个最要好的大学同学，踏出校门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条臂膊。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一条臂膊的，跟我们一样变成一个独臂人。当时我真笑他们怪，笑他们痴，笑他们幼稚可笑。现在看来，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还应算是我了…说着，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将就要失去的便是这条左胳膊似的。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将远远不止是一条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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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处置谭宗三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检查组到达通海县城的当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助手进门来告诉我，他们到了，请我马上过去汇报。我拿起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及盛放有关材料的一个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时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有这样的预感，即将发生的争论，不仅将最后决定谭宗三的命运，也将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参加任何会议，在踏进会场前，我都没有临时看一下时间的习惯。但那一天我的确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别在乎这个时间似的。

    四点五十分。走进小会议室那个红漆大门时，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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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组一共十二个人。四个是正式成员。其余八个中，除一个负责检查组的日常生活交通联络后勤供应外，那七个，是警卫。配的一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最近连续接到加强内卫警戒的紧急通知。滨海地区已发生多起国军残部和流窜的海盗土匪袭击残杀我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通海县县城里也从昨天起实行宵禁。并加强了武装巡逻。

    小会议室原先是这大宅里的西餐厅。保留了那张硕大的椭圆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两个做工尤其精致的玻璃酒柜抬走了。现在一边墙头贴着中国革命领袖的像片，另一边墙头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像片。既然是汇报会，按惯例，与会的同志应围着大会议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气氛却有点特别。检查组和地区军管会的那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靠里坐在一边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边，留给我一个人坐。这情景似乎有点像是要“审讯”我，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动坐左边，而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则一律坐右边。

    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和那一厚本卷宗后，笑着问道：“怎么，看这架势，今天好像开的是审判会？审谁呢？”

    有几位同志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几位同志却依然声色不动地坐着。

    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挤一边干吗？我这边又不发糖。散开散开。”

    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坐到了我这边来。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点烟的点烟。沏茶的沏茶。有了动静。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

    当天的汇报会，就在这样怪异的气氛中，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四十分。整整开了六个小时左右。

    大食堂把已经热了好几次的晚饭送到小会议室里，已是十一点差十分。

    我说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点休息，便拿起笔记本和那个厚厚的卷宗，头都不回地走了。小会议室里的气氛刚刚由于“包子”和“麦牺粥”变得祥和活跃起来，我这一走，又突然寂静了尴尬了，继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走的。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留下来陪他们一起吃完这顿饭再走。我知道我这样“感情用事”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加重其严重程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走。在这六个小时中，除了一开始的那三十分钟因为要听我汇报，必须让我来讲以外，后来的五个多小时几乎再没容我讲一句话。我几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会议的“副专员”希望能容我对某些关键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但这位老练而又年轻的“副专员”却只当没看见。

    我离开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长都召见了我，就如何处理“谭案”给了一个总方针，那就是既要从快，又要慎重。强调了要在慎重的基础上从快。要通过处理谭案，不仅要给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一个震动、一个振奋和一个教育，还要切实有利于团结新区的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最少数。有利于巩固稳定和发展那里的新局面。我觉得我在通海期间是努力贯彻这个方针的。是衷心拥护这个方针的。我作为受命来全权处理此案的人，在没有被褫夺这个处理权以前，应该有权决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单独谈话），有权决定相应的工作进度和工作侧重点。即便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几分偏差和迟缓，绝非有意对抗，更非阴谋破坏。况且，谭宗三的问题，的确有它的特殊性。他任伪县长时间不长。即便在职，也没被当心腹使用。对此他是不满的，痛苦的。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人士李闻二教授事件后，他在盛桥和通海的一些公开场合，多次慷慨陈词，提请有关方面应广开言路，深纳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还筹划着要在县政府院子里立一个闻一多的塑像，受到过伪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