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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碍于审判委员的面子和法庭纪律，才没有跟对方握手。那是个临近冬季的秋末。提早半个多月降下的一场大雪，把当天的气温骤然降到了零下八九度。我看到两个受审的年轻人中一个已裹上了一件军棉大衣，另一个穿的是一件很旧的灰呢短大衣，脖子里包着一条很脏很皱的围巾，脚上穿着很厚的毛袜子和一双很笨重的大头鞋。他俩的脸色都很不好。头发都刚剃过。都没戴帽子。口袋里都揣着很厚一份自己写的辩护词。但那天他们都没得到机会念自己的辩护词。审判进行到一半，便停电了。礼堂里一下变得非常黑暗。工作人员忙拿来长木棍挑开遮在窗户上的布慢，也没起多大作用。窗户离地太高。况且室外本来就浓云密布天色阴沉。他们根本看不清辩护稿上的字。只得放弃这个稿子。在黑暗中我听到他们试图背诵那份稿子。但却背得断断续续嘀嘀哝哝毫无次序。后来我听见其中的一位叫了起来。大概是针对台上审判委员会中的某一位的。这一位委员大概在几年前做过这一位的老师。农场里常有这种事。在开展一场运动后，就有一些教师被调进机关。教师是农场里最有文化的一个群体。搞运动偏偏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整理材料，担任工作组秘书那样的角色。一些经过审查、被认为是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教师就这样进了工作组，受到工作组领导的赏识。运动结束，工作组撤离时，这些领导也就把这些教师带走。下一步就从政。我不知道这个同志是否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程序而离开学校最终当上了审判委员的。但这时，他的确严正地坐在台上审理着自己当年的学生。（按规定，他应该回避。但农场里往往没那么多顾忌。）我听见那个学生叫道，我们如果不是那么听领袖的话起来造反，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许多年来，是您一直在教育我们，要听话。特别是一定要听领袖的话。我们是按您说的去做的。老师。我们真的是按您说的去做的。

    礼堂里一片寂静。那是不流动的凝固。最后一个瞬间的黑暗。

    后来我们听到从主审台上传出断断续续的斥责声：“你这是什么态度？想不想从宽处理？！啊？想不想从宽处理？”

    礼堂里又开始嘈杂起来。

    一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还没有走。我正需要这片黑静。我静坐着，想，大约每过多少年，我们就要面对这样一种“驱逐”和“审判”？五十年？一百年？我想一百年里至少也要遭遇两次或三次吧…

    儿子按母亲的要求长成了，到头来母亲却反而看不上这个儿子。学生按老师教的去做了，最后还是由老师来主审。

    这样的事，轮到谭宗三头上，他的心情当然是平静不下来的。

    在“豫丰班子”尚未完全溃散前，他本可以对老太太们作一次有效的反击。当然，反击也并非易事。最近得到的消息，几家大银行突然间都中止了和“联投”的往来。并在上海金融界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各家银行也相继暂停了对“豫丰”的信贷业务。这一变故在谭氏集团内部引起了相当的慌乱。怀疑。这怀疑当然直指谭宗三。怀疑他是否具有那种必备的左右局面的应变能力。

    即便不组织抵抗，也应该询问关心一下“豫丰”同仁们的近况。他们毕竟是你招聘来的。他们曾聚集在你的大旗之下。你要躺倒，也得先把他们做妥善安排。否则像现在这样，将他们置于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中，你…你老兄于心何忍？于心何安！

    但他没有做。

    不是不知道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能这么做，而是不愿做。不肯再这么做了。

    他觉得没有意思了。沧海桑田。沧海桑田。一切都是沧海桑田啊。有什么意思？

    三天来，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到窗槛前眺望“豫丰”（站在迪雅二楼的敞廊上，能很清楚地看到“豫丰”那一片猩红色的铁皮大屋顶），想象那里正发生着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他知道经易门一定会起用周存伯去策划“豫丰”员工的倒戈。他听说经易门已经下令，只要“豫丰”的员工自愿，他将一律留用。条件极其简单，只要到“泰康”重新填写一份就职申请表就可以了。据说多数“豫丰”人都还没有去“申请”他们还想见一见“三先生”等“三先生”的一句话，才愿意做最后的决定。也有不少“豫丰”人对谭雪俦和老太太们的做法是否正派，表示异议，由此反而增加了对谭宗三的同情。还有人秘密致信向他表示慰问。这样的信件，每天至少可收到一封至两封。

    也有个别的人对这个突变的局面，向他表示相当激烈的态度。比如陈实，比如鲰荛。鲰荛的meimei三月甚至给他打过一个相‘当慷慨激昂的电话。长篇的陈述后便抽泣得说不下去。虽然如此，总体来说，还是让谭宗三感到失望。就像上次经易门被罢免非没有在谭家花园内引发让人担心的动荡一样，这次他的突然失势，也没有在“豫丰”出现那种应有的“动荡”绝大多数人都用一种忐忑的木然的平静，隐忍了局面的突变。不管他们内心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又一次的突变的，他们都一律地用“忍受”来对待了。都在等着看“下一步”并根据将要出现的“下一步”来一点点改变自己。而不是由自己立即去做出“下一步”来改变已经发生的这一步。那种群情激奋“高呼”“三三三三——”的场面仿佛已是隔夜的幻觉。是在肥皂沫里吹起来的七彩泡泡。那天谭雪俦坐着轮椅，由经易门陪同，到“豫丰”去宣布，从今以后，由经先生来跟大家“共事”现场出现的只是一片异乎寻常的寂静。依然只有潮湿的东南风在排命搜刮那些生了锈的铁杆路灯灯柱。只有坐落在那棵朴树上的几只硕大的鸟窝还在大幅度地摇晃以表示自己对风的感受。当天晚上，迪雅楼里的电话铃声也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频频不断。外地的只有盛桥方面的老宋和已去地区担任行署专员的老萨打来电话问了一下情况。陈实鲰荛各打来一次。（张大然亲自到迪雅来了一次，委婉、恳切、简略地谈了自己许多的无奈。看样子他是准备去“泰康”申请再就职了。）打电话来以示慰问的，更多的倒是那些女性朋友，比如黄克莹。比如三月。比如几位女医生。女演员。女记者。意外的是那个小姑娘黄畹町，也怯怯地打了个电话，说了两句宽心的话，还神秘地问，侬晓得我是啥人(口伐)？谭宗三答了声，晓得。她惊喜地叫了一声，真的？侬还记得我？！等到深夜。风便变得轻描淡写了。老黄猫从墙头上悄悄溜下，又爬上高高的香樟树，在它那些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