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真相常流失于涕泪看见加中 (第3/5页)

界上有一种力量，比什么都柔弱，但比恐惧更强大。”

    我被这支玫瑰深深打动。

    后来遇到美国政治学者Ann，她在莫斯科待了十六年。我以钦敬口吻谈起安娜，Ann迟疑了一下，说：“我为安娜难过，但我并不赞赏她的报道。”

    “为什么？”我有点意外。

    “因为她的报道中观点太多，”她说“她总是站在她认为的弱者一方简单地批评。”

    我说安娜说她的原则就是“批评是记者唯一的语言”

    她摇头：“这样的报道很难客观。”

    我认为她是美国人，不理解俄罗斯的记者要承受什么“她是在一个那样的环境下，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难避免…”

    她说：“但这样慢慢会变成你本来反对的人。”

    她的话有道理，但我还是不忍心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安娜，我做不到。朋友们讨论此事，一位是同行，说“她是我们的光荣”

    另一位反对：“说‘我’，不要说‘我们’，你的情感不代表别人的判断。”

    这句话真是煞风景，但刺激了我一下。

    这位说：“我最反感拿悲壮的感情开玩笑了。”

    那位慢悠悠地说：“是么，什么东西是神圣到不能开玩笑的呢？”又刺激了我一下。

    贺卫方豆瓣小组关闭后，有位前辈写过一篇长长的博客纪念它，赞美它，文章下面的留言里，有一个署名是这个小组组长的人，他说：“我们的小组里有一部分文章是有建设性的，并不像您说的那样篇篇都是。”这人最后写道：“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这话硬而清脆，像银针落地。

    也是在这一年，丹·拉瑟从CBS辞职。

    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个月，丹·拉瑟在主持“晚间新闻”时引用了一份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的空军备忘录，暗示布什家族曾伪造小布什的服役记录。

    舆论大哗，但最终文件的提供者承认他误导了CBS，丹·拉瑟不得不离开“晚间新闻”重回“60分钟”当记者，二〇〇六年，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四十四年的CBS。

    我通体寒意——一条新闻有多人把关，为什么是主播辞职？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同行说：“如果这个节目得当年的皮博迪奖，领奖的也是你丹·拉瑟，不是别人。这条新闻惹了麻烦，承担责任的，也必须是你。”

    丹·拉瑟说：“质问当权者是我一直的努力，我认为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我看到“质问”二字，心里咯噔一下。

    美国媒体评论说，喜欢挑战权威的嗜好和对“调查性报道”的狂热，使丹·拉瑟在这次失误中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话语权的另一半》，写到了对华侨公司那次采访：“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存疑？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博客里引了小庄那句话：“一个节目里应该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底下有位读者跟了一句：“过去你觉得只有好人坏人，现在只有好事坏事，将来只有有事无事。”

    哎。

    福建三明残联为当地老年人安排免费白内障手术，手术外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多人失去视力。我们去前，已经有很多报道，我采访残联负责人，四十多岁，采访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她哭了。

    我有点意外，以为怎么着她了。

    她说：“之前从来没存人愿意听我把话说完。”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没想到是这个反应：

    人性的好恶不可避免，去做免费手术的老人都贫穷，坐我对面，穿着带破洞的旧解放鞋，吃饭只能一勺一勺抖抖索索喂在嘴里，青布衣襟上掉着米粒。面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没有同情。面对造成这个结果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愤怒。

    只是如果她没说完这一个多小时，没法知道手术的晶体是怎么购买的，怎么出的质量问题，医生从哪里来，定点医院为什么会承包给一个没有执照的人，谁给残联布置的非完成不可的“复明工程”的指标…这个人的背后，隐而未见的复杂因果如同大网，铺向无边。

    我依然尊敬并学习法拉奇和安娜，但也开始重新思量采访，她们甘冒枪林弹雨，为一次采访可以倾注生命，性烈如火，同情心极深，但也容易将世界分为掌权者与被侮辱者，将历史的发生归功或归罪于某一个人，容易将好恶凌驾于事实之上。

    法拉奇在“九一一”之后写《愤怒与豪》，说自己“哭了六天六夜”写下这本书——那不是报道，甚至不是文学，用她的话说是“训诫书”这篇檄文里用的都是“坏蛋”、“强xx犯”、“蛆虫”这样的字眼。

    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面。

    我到莫斯科。海关排了两个小时都不放行，排在最前面的人从箱子里翻出儿盒人参，递给边检小姐，她一笑，熟练地在椅子上一拧身。弯身放进柜台下，每人效仿，盖章放行。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路边建筑物外墙上鲜红淋漓的大字：AMERICANGOAWAY！车上的俄罗斯记者说，光头党有五万人，命为民族的士兵，攻击不是斯拉夫面孔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抢夺了自己的资源：在酒店门口，下车的人群忽然停下来了。前面是五六个光头，穿着短皮夹克和金属鞋头，他们看过来的时候，陪我们的留学生突然转过身去，脸色苍白。他曾受过光头党围攻，如果不是一对老夫妇喝止“必死无疑”谁也不说话了，紧紧握住手提箱拉杆，不远处，警察背着手捞一把瓜子闲看着。

    第二天我出门，找不到出租车，拦住了一辆破拉达，开起来像犁地一样。头发蓬蓬乱的司机听着重金属音乐，能讲一点英文，唠叨着“还是共产党时代好，有面包吃”

    他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个大公车前面。

    “知道吗？彼得堡每个星期都有有钱人被暗杀。”他看了看我的表情，一笑，露只金牙“哈，上次那个杀手，只杀人，十五万美金，一点都没动。”

    他赞赏地挥一下手：“就是要跟这帮资本家干到底！”

    我有点理解了Ann的想法——个世界如果只按强弱黑白两分，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立方体，你把它推倒，另一面朝上，原状存在。

    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去重庆调查。一块土地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