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陈虻不死 (第3/4页)

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

    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

    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jiejie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