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是对峙不是对抗 (第4/5页)

久。

    这种事情急不得，也无处发作。

    大胡子让我去把楼里每一层的门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楼下台阶上，见着人就挨个儿问：“请问您见着书记了么？我们找他，有这么个事儿，我给您说说…”

    这两句相当有用，二十分钟后，秘书来了：“领导请你们去办公室。”这位企业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证据是一个复印的手写材料。复印的证据是不能被采信的，但法官就这么判了，我走进法官办公室，镜头在我身后，我问：“这个案子，您明明知道这份意向书不是原件，为什么还要采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呜噜呜噜说了几句：“不是原件…有些没有原件。也不是我们非要这个证据不可。”

    我没听懂，问：“不是原件为什么要采用它？”

    “我认为它是原件。怎么不是原件呢？”

    我把纸放在桌上：“您认为它是原件？我们看到的明明是手写的一个复印件。”

    他嗓门高起来：“我没有看到。你在哪里看到手写的？”

    我指指二审的判决：“中院都说了，这不是原件。”

    他把手挥得我脸上都是风：“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问：“那您为什么采用一个不是原件的…”

    “我没有采用，我哪有采用了？”

    我指指判决上的字：“法官，这儿，这儿，第六点。”

    他急了：“我还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为什么只查我第六点？”

    “您别激动。”

    他脸都扭曲了：“我没激动啊。”

    我让声音柔和一些：“您还是采用了它？”

    他喊了出来：“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有罪的。”他转身往外走，一边挥舞着手：“你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紧跟在他身后，镜头在我身后：“法庭辩论的时候，辩护律师说司法不要成为工具，您怎么看？”

    他跳得真高。

    采访完，张天贺叼个大烟斗，定了会儿神，说：“这温柔的小刀儿，左一刀右一刀，一会儿就剩下骨头了。”又叹气：“一个姑娘家这么厉害，谁敢娶？”

    过了一阵子，就没人说我厉害了，因为组里来了新人。

    第一次见面，嚯，这姑娘，剪短发，一条背带牛仔裤。眼清如水，一点笑意没有。

    我俩下班回家，发现走的是一条路，租的房子紧挨着。过马路的时候，她对我说：“以前你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挺喜欢的。”

    我刚想扭捏一下，她接着说：“你在‘东方时空’主持的那是什么烂节目呀？”

    “嗯…”她转过头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个时候，我很讨厌你。”

    姑娘叫老郝。后来对我比较容忍了，大概觉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领点钱，姚大姐千叮万嘱，逼着我当面装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订书机订上，又怕包没有拉链，让我用手按着，临走我还是把黄澄澄的信封丢在办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钱带给我，押着我在路上存进银行。柜台小姐问，活期还是定期？

    就那么几千块钱，我装模作样地想了一会儿，说，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区别，医疗、保险…她都得惦记着，我和老范从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里，厨房小得进不去人，老郝一条热裤，两条长腿，围个围裙，做泰国菜给我们吃，拿只小银剪剪小红尖椒圈，脚底下放着一盆鲜虾：“今天好不容易买着鱼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摇椅上，喝着蜂蜜水，手边水晶碗里是金丝枣，硬纸叠的垃圾盒让我俩放核。

    “老郝。”

    “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