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春秋序 (第8/12页)

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于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于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参，士南反，又音三。与音预。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于阮反。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后放此，假，古雅反，后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于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尽而不汙”○汙，于俱反，曲也。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五曰“惩恶而劝善”○惩，直升反。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彊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长，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疏]“推此”至“备矣”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脩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汙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翚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翚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传，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