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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第15/17页)
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mama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mama的照片——我穿白衬衫,mama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mama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mama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cao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mama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mama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mama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mama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mama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meimei,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rou。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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