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6/17页)

漉漉的声音说。

    “你用什么做晷针？”

    萨丽娅定睛看着mama。“我剪了一张明信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俩之间怎样交流。

    “她小时候老把玩具拆掉。”玛达丽娜说“她喜欢机械玩具，里头有精巧装置的东西。她不是拿来玩的，对吗，亲爱的？不是，她把它们大卸八块，那么多很贵的玩具，我们刚一给她，就让她拆开了。我那会儿挺担心的，可是安德烈亚斯——说到这儿我得夸夸他——安德烈亚斯说，让她拆吧，这是好奇心的表现。”

    “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再做一个。”mama说“我的意思是再做个日晷。”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注意你的礼貌，亲爱的。”玛达丽娜说，一条腿伸直了，又弯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动作里的拉伸练习。“奥蒂阿姨想帮帮你。”

    “要不，别的东西也行。”mama说“咱们可以做别的东西。”

    “哎哟！哎哟！”玛达丽娜着急忙慌地把烟吐出来，喘着气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奥蒂。我有大新闻。猜猜看。”

    mama耸了耸肩。

    “我要回演艺圈了！演电影！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吗？”

    “恭喜了。”mama懒洋洋地说。

    “我带着剧本呢。我应该让你读读，奥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欢。那很糟糕吗？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会郁闷死的。我挺不过去的。我们秋天开拍。”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mama把我拉到一边。“行了，怎么回事？你哪根筋不对？”

    我说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最好给我打住，别再干蠢事。那样干不合适。”她说。她习惯性地眯起了眼睛，微微扬着头。“都今天了，我心里还堵得慌。”

    “我没办法，mama。别逼我。”

    “为什么没办法？你给我说清楚。”

    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已脱口而出：“她是个丑八怪。”

    mama紧紧抿起了嘴。她盯着我，脸上没有恼怒，而是一种灰心丧气的表情，好像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放弃了。就像一个雕刻家终于丢下木槌和凿子，绝望地面对着一块坚硬的石头，因为他永远敲打不出预想的形状。

    “她是人，摊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样叫她，你再叫给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上了鹅卵石铺的小路，萨丽娅和我，路两边都是石墙。我提心吊胆，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着几步，好让路人或某个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万别——不会把我俩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样，人家肯定都会那么想。谁都看得出来。最起码，我希望我俩之间的这点儿距离，能够表明我的不满意和不情愿。让我宽心的是，她没有要赶上来的意思。我们从一些农民身边经过，他们晒得黑黑的，满面倦容，刚从集市上下来，正要回家。他们的驴驮着柳条筐，里面装着没卖掉的农产品，驴蹄子踩在小路上，嘚儿嘚儿地响。这些农民我大部分都认得，可我一直埋着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我领萨丽娅去了海滩。我选了一处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来这儿，知道这儿人少，不像别的海滩那么拥挤，比如说阿伊诺斯·罗曼诺斯。我卷起裤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块上，我挑了一块紧靠海的，海狼扑到这儿，又退回去。我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一堆石头围成的小浅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离了我的脚趾。我看见萨丽娅在我右边，坐在近处的礁石上。

    我们坐了很久，没有说话，望着海洋，潮水低哮，扑撞着礁石。烈风骤起，抽击着我的耳朵，迎面泼溅着咸腥的味道。一只鹈鹕两翼张开，在蓝绿色的水上盘旋。两个女人肩并肩，站在齐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着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这岛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麦地的绿，群山参差，满目深褐，年复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亲就死在那山里。他为一家开采绿色大理石的矿场工作，mama怀我已经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悬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mama说，他忘了挂安全钩。

    “别那样了。”萨丽娅说。

    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

    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

    “你是个蠢货。”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

    我们到家时，mama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mama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mama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

    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

    “很可怕。”mama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