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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上边不负责任，也没有什么具体指示，那么下边又有什么好办法，于是就停电的停电，停水的停水。没有多久，由于还不了欠下的煤款，煤场自然跟着如法炮制，于是就断了中纺的煤炭供应，没了煤，暖气自然也就停了。不过这些单位的领导都说了，年前年后肯定会正常供应，绝不会让公司的工人在春节期间没水没电没暖气。

    将要过年了，不管市里还是省里这些部门的领导似乎都有一个感觉，像这样大的企业肯定会像往常一样，拿出几百万块钱来，该补的补，该发的发，只要把工人们和企业逼一逼，一断水一停电，那还不往上反应，那还不闹腾起来。只要这么一反应一闹腾，那上边还不着急。只要上边着急了，那还不要什么就有什么？

    过去是所有的单位都想方设法地向这些企业伸手要钱，如今则好像是所有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地逼着工人去上访告状、闹事造反！

    究竟还有多少人真正地为着这个国家考虑，为着这个党负责，为着全体老百姓着想？

    尤其让李高成感到愤怒异常的是，一个在公司干了一辈子的女工，在得了这种不治之症的情况下，在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居然一个也没来这儿看望过！

    李高成默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还是这小得不能再小的，像鸽子笼一样的被切成好多块的平房，还是这个只有两米长一米多宽的，用塑料布撑起来的用来住人的过道，还是那个只有两三平米左右的“院落”还是那个半截锅台都伸到了街面上的“厨房”…

    惟一不同的是，生病的母亲和刚生了孩子的儿媳妇一同住在了平房里，而儿子则代替了母亲，住到了那个当作“卧室”的过道里。

    没有电，代用的是四五十年代农村才用的小煤油灯。没有水“院落”里增加了一个如今农民都不用了的旧水缸。既用于取暖又用于做饭的是一个很小很浅的蜂窝煤炉子，可能是为了省煤，即使在很黑的屋子里，也看不到亮光。房檐下的一个角落里，堆着大概还有几十块蜂窝煤，要靠这一些煤块熬过春节，看来是远远不够。而如今要拉一车蜂窝煤，少说也得近百元…

    只有到了这种地方，也许才会清楚钱的金贵。一百元，对这样的一家人来说，想挣到它，可真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媳妇刚生了孩子，难产住院又几乎花干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儿子就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后生，工厂开不了支，干别的一没技术二没钱。因为怕丢掉这份工作，即使发不了工资，也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你让这样的一家人怎样去自谋生路？又怎样能自食其力？

    别说一百元了，就是十元二十元，你又让他到哪儿挣去？

    于是这个年近六十，在纺织厂干了几乎整整一辈子的纺织女工，在那么点微薄的退休金都无法领到的情况下，在浑身是病，浑身是伤，尤其是在肺癌已经到了晚期的病痛中，在那样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在那样超负荷劳作下，一天必须干到十个小时以上，才能拿到五六元人民币的血汗钱！而这五六元钱极可能就是这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活命钱！

    他默默地瞅着眼前这张苍白而又衰老的脸，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夏玉莲的年龄跟自己差不多，但此时看上去就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犹如刻上去一样布满了她的脸庞。稀疏而又灰白的头发，显示着她常年的劳累苦重和营养不良。因为昏睡着，所以也就显得更加消瘦，消瘦得让人几乎不忍目睹。一晃一晃昏暗而又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似乎在昭告着人们她的生命之路正在走向尽头…

    难怪那一天她见到他时，她会那么那么长时间认不出他来！她说她老是头晕；她说她眼睛老早老早就花了；她说她不敢一个人过大街；她说她一见了汽车和拖拉机就头昏脑胀；她说她不能戴口罩，一戴上口罩就憋得喘不过气来；她说她老了，真的不如那些年了，干一会儿活就累得胸口疼；她说她真是没出息，小姐身子丫环命，这才多大年纪，就这么不如从前了…

    她什么也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自己竟会得了这种对穷人来说是极为痛苦、极为残酷的不治之症！

    他瞅了瞅她的身旁，看不到有任何营养品，甚至连像点样的药也没有。一个得了晚期肺癌的病人，放在她跟前的只有一小袋安定和十几粒去痛片！

    几乎就是在眼睁睁地等着她在极度的疼痛和折磨中死去。

    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女工就这么饱含痛苦而又死不瞑目地离开这个世界，那将是多么的不公平！

    只要看看她这张脸，就会明白她这一辈子除了劳作还是劳作，除了受苦还是受苦。活这么大，她绝不会知道什么是那些富人的享受和消闲。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未用过也根本说不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