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与中共领袖 (第16/17页)


    情况不明，这次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一时都不清楚。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向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大事从不擅自做主。每天睡觉前，再疲倦也要把自己一天的工作内容及大事亲笔写成报告，由卫士小张或是小高交机要秘书送毛泽东。如果周恩来外出，或是毛泽东外出，也不例外。利用通信飞机每天传送文件之机，同时将自己的一天工作报告送毛泽东。对绝密的内容，就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人直接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报告有关牵涉“四人帮”的材料，都是由贴身卫士直接送，毛泽东那边也是由贴身卫士直接取。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的材料，就是毛泽东派身边人乘专机送到北京，周恩来派贴身卫士小张和小高准时到达机场，接下毛泽东送到的材料和信，然后护送到周恩来手中。

    这次周恩来在开罗经过请示，获得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准备了这么久，开不成会当然着急。有不少国家就来找陈外长，打听中国的态度。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与陈毅元帅也有特殊的友谊，都说陈毅元帅平易近人，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有斗争性。比如西哈努克亲王，与陈毅元帅就有深厚友谊。1962年日内瓦会议中快达成协议时，陈毅元帅建议：“签字仪式一定要西哈努克来主持。”他特意关照韩叙：“西哈努克亲王什么时候从法国出发，什么时候到达日内瓦，一定要搞准。我01必须准时到别墅那里去迎接他。”结果，陈毅提前十五分钟到达别墅等候，西哈努克与莫尼克公主由法国到达日内瓦后，第一个迎接、拜会他的是陈毅，第一个向他通报会议情况的也是陈毅，西哈努克非常感动。到会场时，他特意挽住陈毅的胳膊一同走进会场。陈毅交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看到他们焦急。自己不免也就“沸腾”了，戎马一生，枪林弹雨闯过来的，他的情绪是容易“沸腾”的，而且“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由于形势不明，政治动乱，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周恩来也从开罗回国去了。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就赶去见周恩来“请罪”

    “总理，我一炮没放好…”“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声色俱厉，声音格外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谁给你的权力？”

    “我错了。”陈毅立正，痛快干脆地承认。

    “你要作检查，必须作检查！”

    “是，总理。我检查。”

    陈毅元帅走了。雷英夫曾悄悄问周恩来：“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对周围工作人员严肃地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诸侯国谁敢批评他？”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周恩来与陈毅的友情是尽人皆知的，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迁就。原则就是原则。

    周恩来无论批评谁，绝不会有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和怨恨，因为他的批评都是出自爱护，对事不对人，对工作按原则要求，对人总是怀了一颗热情友好的心。他越批评你，你越感谢他。“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揪走陈毅时，周恩来挺身而出，喊出“除非从我身上踏过”这就是他对待战友和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

    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前面已经讲过。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有人向中央和中央军委告状：

    “王尚荣是彭德怀的干儿子，雷英夫是彭德怀的大红人，彭对他们信听计从。”

    “作战部在彭直接领导下，王、雷值得中央密切注视…”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他本来可以找周恩来诉说委屈，他随时可以见到周恩来。抗美援朝时他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指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将领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嘛。”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为了篡党夺权，首先抓“枪杆子”和“笔杆子”军内斗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