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与中共领袖 (第8/17页)

免不了受严刑逼供。虽无皮rou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却很大。

    滕代运知道了这件事。他懂得怎么对付康生，他要帮助雷英夫过关。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滕代远一本正经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带来叶参座的人。”滕代远耷拉着眼皮继续提醒。

    “我知道。”康生语气里露出不耐烦。

    滕代远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窝的方向戳两下，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你——”

    “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气，脱口便叫出声。滕代远深奥莫测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戏弄，也不好发作，赶紧找有关人员宣布：“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错，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只有毛泽东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进门楼沿一条小径向里去，左侧是彭德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侧有一排戒备森严的平房，被人称为“白虎节堂”进中南海难，进“白虎节堂”更难。这里是总参作战室。

    作战室里，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压了军事地图。墙壁上也挂满了地图和各种表册资料。几名参谋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地图，偶尔议论几句，气氛肃穆而紧张。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图沉思默想。双眉时而凝聚，时而高扬，迅即又沉落下来。

    他现在已经是作战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做周恩来的随从参谋到重庆。停战协议签订后，随叶剑英到北京参加执行部工作。内战全面爆发，他要求上前线，叶剑英说：“那好，有个条件，要随叫随到不能讲价钱。”1949年底，周恩来发电报调他进京，做了总理办公室军事参谋兼总参作战室主任。

    现在，他凝神注视的地图，不是西藏地区，不是新疆地区，不是云贵川，也不是东南沿海各岛屿，尽管那里麻烦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与东北毗连的朝鲜半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专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鲜半岛？是各种情报还是战争局势？人民军已经打到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鲜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也许正因为形势好，对形势的估计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产生了担忧和疑虑。这是真正军人的本能。

    参谋们也是一样的感觉，议论声不时传人耳来：“主力全调到了釜山三角洲，后方全空了…”

    “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显然是预备队，可是至今未动。”

    “朝鲜的地形很不利啊，像个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副画面：那是北京售货员卖冬瓜，举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两断，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已经到了东京吗？”雷英夫急切地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

    “看来，美国人是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摆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可能干什么？”

    几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刚刚吃过早饭，这位七十岁的将军用餐巾擦擦手，用贵族的姿态将餐巾向餐桌上轻轻一放，两眼望定了哈里曼。

    这位总统顾问也丢下了餐巾，将身体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不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的怨愤。在美国的领导人物中，再没有谁能够像麦克阿瑟与杜鲁门那样互相厌恶的了。杜鲁门曾诅咒：“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没叫麦克阿瑟当烈士呢！”麦克阿瑟也一直指责杜鲁门“忽视亚洲”

    “告诉总统，”麦克阿瑟用一种骄矜自信的大口气说：“如果他能满足我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

    哈里曼怔怔地望着麦克阿瑟，半晌没作声。

    沃尔特斯事后曾说：“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内，紧张的分析研究延续到下午，终于告一段落。

    意见归纳出六条，结论也已经产生，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这意见只是禁闭于作战室的文件里，约束在作战室的参谋之间。

    要不要让这意见走出作战室？

    雷英夫望一眼门外戒备森严的卫兵，开始在屋里踱步。他犹豫，越犹豫越禁不住要反复思考作战室讨论的意见。

    这种犹豫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的。

    从红军时期开始，决定战略战术的是统帅人物，设谋、划策、直到具体指挥作战，都是统帅和指挥官完成，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战略还是具体战役上的决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战争时期雷英夫到部队去作战，不在统帅身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到陕北的军事参谋张清华向他介绍，无论西北战场，还是全国各战区各战场，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实施指挥。参谋人员只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技术工作，比如收发电文、统计数字、整理资料等。

    “参谋人贝从未参与过决策指挥。”张清华作证说。

    现在形势在发展，总参谋部有所扩大，也不过二十来个人，作战室的意见一提出，就意味着将开始参与决策指挥。

    难怪雷英夫要犹豫再三。

    无论怎么说，建国了，统帅人物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主要精力将目光盯住军事作战。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处理，总参应该按照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负起他的责任。

    天黑时，雷英夫拿定主意，到西花厅面见周恩来。

    “总理，我们作战室反复研究，认为朝鲜战场埋伏着很大危险。”雷英夫小声报告。

    “唔？”周恩来微有震动，望住雷英夫“有什么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