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19页)

    四个秀才一台戏

    1964年3月初的一天。

    形近迟暮的天津老站，在夕阳西下的余晖中更显古老灰暗。蒸汽机车气势不凡，自我感觉良好地喘着粗气，像乡下人随意吐痰一般将携了煤灰尘粉的蒸汽朝那老态龙钟的候车楼喷去。

    月台上，几名工作人员松散地站成弧形，满面带着60年代官场上常见的那种同志式微笑，看着主人客人握手。

    客人陈伯达，整个特点可用一个“圆”字概括：圆头圆脑圆脖子圆体，就连头顶的制服帽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是圆圆的没有棱角。大概为了求方，求“思圆行方”的境界，他走路两腿稍分，两臂离身，像摔跤运动员一样摇晃起肩膀，两臂大叉开摆动，就那么迈着方步走上月台。

    主人胡昭衡，比陈伯达高出整一头，四方脸四方下巴，脸颊红润，两腮刮得青幽幽。老舍夫人曾为他画一幅画、朱德为他题四个字：风华正茂。他一脸尊敬热情的微笑，远远伸出了手。

    陈伯达加快两步也伸出手。

    中等身材，年轻俊气的天津市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抢前一步，站在一侧，一手托扶陈伯达臂肘，一手引向胡昭衡：“天津市市长胡昭衡。”

    “伯达同志，欢迎你。”胡昭衡握住陈伯达的手。

    “胡市长，你好年轻啊。”陈伯达稍显惊讶地盯住胡昭衡面孔，眼帘在镜片后面闪动一下“不到五十？”

    “四十八岁。”

    “方兴未艾。”陈伯达手头用了力“我来给你做老百姓，你做父母官。”

    “可不敢当，玩笑了玩笑。”胡昭衡本来红润的脸面更红艳几分，不安地笑道：“在延安我就读你的书了…还请伯达同志对天津工作多作指示。”

    “我只能纸上谈兵。”陈伯达嘴角稍稍一抽，流露一层浅浅的自嘲的苦笑出来，那只刚加过力的手像xiele气一样软软抽回，兴致顿减地望望左右“走吗？父母官们。”

    胡昭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使陈伯达情绪陡落，他着急或尴尬时的习惯动作是牙齿间丝丝抽气地喃喃：“这个，这个…”一边像丢了东西似地将头左右轻晃“啊，这个，先请伯达同志去招待所休息吧？”

    翘着黑色大屁股的老式的“别尔克”轿车驶入天津市狭窄古旧又热闹繁华的街道。

    车速很慢。陈伯达望着街景的目光有些“感时花溅泪”的味道。他嘴唇翕动：“我虚岁已六十喽。”

    “伯达同志，这次来津…”胡昭衡没有听见陈伯达讲话，只听到一声叹息。他望一眼前面坐司机身边的李树夫。李树夫面无表情看着车前方。李树夫和陈伯达很熟，陪陈伯达搞过工作调查。可是这位副部长不回头便无法交流。胡昭衡过去听过陈伯达的报告，是台下望台上。像这样握手之后坐在一辆车一排椅上还是第一次，不明白陈伯达感情瞬间起伏的原因。他小心试探：“还是到小站‘四清’蹲点？”

    “秀才就是做秀才的活儿。”陈伯达的福建腔不好懂，幸亏他没有转移视线，没有看到胡昭衡茫然的表情。

    “最近什么人来过？”陈伯达终于转回视线时，低沉地询问一声。

    “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还有罗帅的夫人林月琴。”胡昭衡略停，又补充一句“贺帅是我的老首长，在一二○师，我在政治部搞宣传。那时老总精神，现在有糖尿病。”

    “带过兵吗？”

    胡昭衡眨眨眼，终于明白问什么。初听福建话确实吃力。他解释：“抗战后去东北，在卓盟纵队当过政委。”

    “说到底，当官还是你们这些人。”陈伯达轻轻点点头。胡昭衡一时不明话外音，心里琢磨着没做声。

    前方是路口，天津的马路没一条直的，不论东西南北，只能讲前后左右，外地人去了没有不转向者。这是历史的遗留，殖民地的疤痕。各帝国主义国家自顾本租借地内的建筑，没有全局规则，一旦连成一体，那建筑和街道便呈出杂乱的千姿百态。比如这个路口，五条马路在这里交汇，路中心的“圆盘”上，没有警察岗亭，赫然立起一座灰败的厕所，有行人匆匆地走进，懒洋洋地踱出。

    “厕所是一种文化，懂吗？”陈伯达伸出圆鼓鼓一只食指，指点那座触目的厕所“兔子不吃窝边草，懒猪不拉窝里屎。厕文化能表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

    “噢，我第一次听说…”胡昭衡咂嘴琢磨，忽然点点头“很有道理！”

    陈伯达并不相信这位市长真悟出什么道理，这类部队下来的地方官他见识多了，不说马克思姓马就不错。同这些干部打交道，他又愿意多讲话又感觉缺少谈话的兴趣和享受。他们常常睁大眼睛，目光里流露出敬佩、神秘、虔诚、茫然，就是难得几次悟性的闪光。

    街边几名搬运工模样的工人，左手捧大海碗，右手抓大饼，正在大嚼大喝。初春还没见绿，这些工人却已袒出了筋rou暴绽的紫酱色的胸脯，抬眼让目光追逐汽车。

    陈伯达似有所动，目光留在车外，声音响在车内：“胡市长，你来天津多长时间？”

    “四个月。”

    “你在部队时间长，懂得带兵，叫带兵的人。你知道社会比部队要复杂吗？”

    胡昭衡谦虚地说：“部队比较单纯，比地方工作也简单。”

    “天津有一种流氓无产者，叫‘耍人儿的’，听说过吗？”陈伯达慢条斯理问。

    “就是混混儿，又叫混星子，憨不畏死，讲打讲闹，官场上称为‘锅匪’，说跟哥老会有关系。”

    “噢？”陈伯达身体微欠，目光略显惊讶地望住胡昭衡，嘴唇蠕动一下才问，一怎么叫‘锅匪？”

    胡昭衡表示尊敬地侧过身，用讨论的口气说：一民以食为天，有锅就有家，砸锅就毁家。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吧？其实他们组织和设备极简单，在闹中取静之处租几间房，也不搞香堂，设立‘锅伙’；一铺炕一筛就叫大寨，头头叫寨主。有事一声吆喝，抄起家伙就出去一场群殴：没事就在炕上炕下吃喝休息。”

    “还有什么名堂？”伯达不自觉地换上请教的口气。

    “穿著有讲究，一身青布裤袄，再穷也要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身上，不扣纽，或者是脱下来搭臂弯上，腰扎月白洋绉搭包，脚穿蓝布袜子花布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越粗越有份儿，不拖在背后，搭在胸前，有的在每个辩花上塞朵茉莉花，走路迈左腿，拖右腿，故作伤残状，老百姓背地里叫他们花鞋大辫子。”

    “哈哈，听大鼓书一样。”陈伯达脸上有了微妙的变化，就像懒过一阵儿，喝杯咖啡起来精神一般“以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