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 (第2/7页)

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广倍之，往来者无泥涂之病。南皮民父祖，尝濒御河种柳，输课于官，名曰柳课。后河决，柳俱没，官犹征之，凡十余年，其子孙益贫，不能偿，思诚连请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茎，一本十六茎，一本十三茎，茎五六穗，僚属欲上进，思诚曰：“吾尝恶人行异政，沽美名。”乃止。所辖景州广川镇，汉董仲舒之里也，河间尊福乡，博士毛苌旧居也，皆请建书院，设山长员。召拜礼部尚书。

    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颇失业，命名臣巡行劝课。思诚至河间及山东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泣，缄进二麦、豌豆，帝嘉之，赐上尊二。召还，迁国子祭酒，俄复为礼部尚书，知贡举，升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应诏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专方面；二曰宽内郡征输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粮运；四曰改禄秩以养官廉；五曰罢行兵马司以便诘捕；六曰复倚郭县以正纪纲；七曰设常选以起淹滞。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辞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

    十七年春，红巾陷商州，夺七盘，进据蓝田县，距奉元一舍。思诚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鲁帖木儿邸，众汹惧无言，思诚曰：“陕西重地，天下之重轻系焉。察罕帖木儿，河南名将，贼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将嫉客兵轧己，论久不决，思诚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将安归！”乃移书察罕帖木儿曰：“河南为京师之庭户，陕西实内郡之藩篱，两省相望，互为唇齿，陕西危，则河南岂能独安乎？”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得书大喜，曰：“先生真有为国为民之心，吾宁负越境擅发之罪。”遂提轻兵五千，倍道来援。思诚犒军于凤凰山，还定守御九事，夜宿台中，未尝解衣。同官潜送妻子过渭北，思诚止之。分守北门，其属闻事急，欲图苟免，思诚从容谕之曰：“吾受国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报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迟与速耳。”众乃安。既而援兵破贼，河南总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儿擅调，遣人问之，思诚亟请于朝，宜命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仍令便宜行事，诏从之。

    行枢密院掾史田甲，受赂事觉，匿豫邸，监察御史捕之急，并系其母，思诚过市中，见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系其母。”令释之，不从，思诚因自劾不出，诸御史谒而谢之。初，监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纸尾，莫敢问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诚曰：“若是，则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视，不可行者，以台印封置架阁库。俄起五省余丁军，思诚争曰：“关中方用兵，困于供给，民多愁怨，复有是役，万一为变，所系岂轻耶！”事遂寝。十七年，召拜通议大夫、国子祭酒，时卧疾，闻命即起，至朝邑，疾复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有七。谥献肃。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大名路浚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会盗窃太庙神主，好文言：“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具，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往年有诏为《集礼》，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礼乐自朝廷出，郡县何有哉！”白长院者，选僚属数人，仍请出架阁文牍，以资采录。三年，书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礼》。迁国子博士。丁内忧，服阕，起为国子监丞，拜监察御史。时复以至元纪元，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因言时弊不如至元者十余事。录囚河东，有李拜拜者，杀人，而行凶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决，好文曰：“岂有不决之狱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众皆曰：“杀人非刃，当杖之。”好文曰：“怙势杀人，甚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乃置之死，河东为之震肃。出佥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六年，帝亲享太室，召佥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郊祀，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帝之亲祀也，至宁宗室，遣阿鲁问曰：“兄拜弟可乎？”好文与博士刘闻对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亲祀，必命好文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视事十日，以史故，仍为治书。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台臣皆缺，好文独署台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王武事，文博死，兀马儿诬服，武不屈，以轻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余事。六年，除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

    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开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学，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好文力辞，上书宰相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臻阃奥，则不足以启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浸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丞相以其书闻，帝嘉叹之，而不允其辞，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百有六篇：一曰圣慧，如汉孝昭、后汉明帝幼敏之类；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之类；三曰恭俭，如汉文帝却千里马、罢露台之类；四曰圣学，如殷宗缉学，及陈、隋诸君不善学之类。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