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四头门 (第3/5页)

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rou，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嘭！嘭！嘭！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