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第1/3页)

    第十一节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rou，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cao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sao…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