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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八十五 (第8/11页)
功绩除安庆、南昌以外不应当滥评。世宗高兴地听取了他的意见。 等到关于“大礼”的争论开始后,礼部尚书毛澄坚决认为世宗应该称孝宗为考,霍韬私下写了一篇《大礼议》反驳这种观点。毛澄写信给霍韬质问他,霍韬多次写信给毛澄,极力论说毛澄的错误。过后,他认识到毛澄的意见无法转变,就在那年十月递上奏章说: “按大臣们议定,认为陛下应当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另外选崇仁王的一个儿子做献王的后裔。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查《仪礼-丧服》篇说“:过继给人做后裔就给人穿最重的丧服斩衰。”又说:“过继给人做后裔,要替自己的父母进行报祭。”这里对过继的对象,好像没有称他们为父母的意思,对于亲生父母也没有改称伯、叔父母的说法。汉儒不懂《丧服》篇的意思,炮制谬论说什么“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汉宣帝应当是昭帝的儿子。但是事实上昭帝是从祖,宣帝是从孙,孙子难道可以称祖为父?唐宣宗应当是武宗的后裔了,但是事实上武宗是侄儿,宣宗是叔父,叔父反过来称侄儿为父,可以吗?吴诸樊兄弟四个把国家依次传承,大概可以说是互为后继人了,这样说兄弟四个一是高祖,一是曾祖,一是祖父,一是考,可以吗?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古礼考较是不适合的。 “天下是天下所有的人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私产。宋朝人对他们的英宗皇帝说:‘仁宗从宗室亲人中特别选择您,把国家传给您,您能身穿龙袍头戴王冠,拥有天下,并传给子孙万代,都是先皇帝的恩惠。’意思大概是说仁宗把天下传给英宗,英宗应该放弃亲生父母而把仁宗作为父母。我运用圣贤之道来看,孟子说舜当天子,假如他父亲瞽瞍杀了人,皋陶把他捉了,舜就会偷偷背了父亲出逃,这样说来应该以父母为重,而以天下为轻。照宋儒所说,就是天下重而父母轻了。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圣贤之道来比照是说不通的。 “武宗继承孝宗坐了十六年天下,孝宗并不是没有后继者。现在硬要陛下再给孝宗做后继者,到底图个什么呢?陛下可以给孝宗当儿子,又有谁来给武宗当儿子呢?孝宗有两个接班人和儿子,武宗却没有接班人,没有儿子,行吗?大臣对于君主和对于父亲是一样的,既不忍心看到孝宗没有后继者,又怎么忍心看到武宗没有接班人呢?如果武宗是哥哥,本来就有资格享受弟弟的祭祀,那么孝宗是伯父,难道没资格享受侄儿的祭祀吗?既然可以越过武宗往上继承孝宗的皇位,难道就不可以一并连孝宗也越过往上直接继承宪宗的皇位?武宗没有儿子,这已是无可奈何的事了。孝宗有儿子,又强要再为他过继一个,绝掉兴献王的后裔,这是不是对孝宗没什么帮助而对兴献王大有损失的事?所以说这种观点,根据现在的事实来考虑是名实不相随的。 “不过我提出这种意见有三点原因:一是破除前代故事给人的拘束;二是不忘孝宗的恩德;三是避免迎合陛下心意嫌疑。现在陛下已经把孝宗称为考,又把兴献王尊崇为帝,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吗?我私下认为帝王之间的继承,只是继承王位而已,本来就不必斤斤计较父子的称呼。只有继承王位,才能使孝宗的谱系不绝,就连武宗的谱系也不绝。但是仅仅如此吗?不。这样陛下对兴献王还可以改正父子之称号,不断绝兴献王天生的大恩;对于国母的欢迎,也能改正为对天子的母亲应有的礼仪。假如再对昭圣太后、武宗皇后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尽心中的诚意来侍奉,那么尊敬尊贵的人,亲爱亲近的人,这两条就都没有违误了。” 世宗接到这篇奏疏后心中很高兴,迫于大臣们的舆论压力不敢马上实施。可是朝廷中大臣们都指责霍韬炮制邪说,霍韬心中不自在,很快就告病回家去了。 嘉靖三年(1524),世宗更加急切地要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两次发布诏书召霍韬进京。霍韬用生病为理由推辞,不肯赴京,飞章上奏说:“现在关于‘大礼’的争议,无非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王位正统的大道理,二是要纠正人伦关系的大准则。只尊崇王位正统,弊端在于有利于国家却抛弃了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是使地位本来低的凌驾于尊贵之上。所以我认为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献帝为皇考,这是应加分别的人伦关系。尊崇亲生父母的讨论,姑且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是因为王位正统应该优先尊崇。我认为陛下对昭圣皇太后,所用的礼仪等级虽然崇高,但势头越来越轻微了。陛下对待自己母亲,名号虽然还没有尊贵到极点,但势头越来越重要了。大臣们所以不依不饶要您尊崇嫡系,以昭圣皇太后为母亲,大概是为了防范陛下将来的过失,并用以作为报效孝宗皇帝应尽的本分。希望陛下把我们提此建议的衷情禀告圣母,就说昭圣皇太后事实上是正统、嫡亲,她的地位尊贵无比,希望圣母能经常谦退一些,对昭圣表示尊敬的意思。庄奉皇后当了十六年的国母,圣母接见她的礼仪不可轻忽,凡是元旦、贺寿,圣母要经常表现出谦让、不敢接受庄奉大礼的意思,让宫廷内部的大权全归昭圣皇太后掌握,圣母像不参与的样子,那么天下人和后代人就会称颂圣母的美德,就像称颂老天一样没有停止的那一天了。”世宗深深赞扬他奏疏中表现出来的忠诚,就催促他回到朝廷去。第二年,提拔他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霍韬坚决推辞,并且请求诏令六部尚书、侍郎、翰林、给事中、御史都应该出任地方官职,以便他们熟悉政治局势;监司、守令政绩突出的,就应提拔为卿丞,有文才、学识的提拔为翰林官;科举、贡选入官的都可以提为翰林,进入部院,不应该局限于资格。世宗不允许他的推辞,催派他上任,把他的奏议下发给有关部门讨论,结果全部被废置,没有采用。 六年(1527),霍韬回到朝廷里,世宗命令他到经筵前值勤,担任日讲官。霍韬因为自己的南方口音竭力推辞,请求让他撰写《古今政要》及《诗书直解》,然后进呈。世宗表示赞许。那年九月,世宗提拔他做詹士兼翰林学士,霍韬又极力推辞,说:“从杨荣、杨士奇、杨溥直到李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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