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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6/10页)
他一起去风雨桥参加起义是不错,但是我怀疑他是到风雨桥去见舒云舒。这个人是情种,加上认死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其实这时候于建国已经知道汪亦适接到的那封起义号召信署名是舒云舒,也知道了解放皖西城的前三天同汪亦适谈话的人是舒云舒,还知道了这几个人同舒云舒的关系。于建国问,你是不是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起义号召信?郑霍山回答说,是的,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写给哪一个人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肖卓然背后指使的。肖卓然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地下党,我们那时候一点都没有察觉。于建国说,你不要东拉西扯,回答问题要有的放矢。我再问你,你既然也接到了舒云舒署名的号召信,又有汪亦适劝说,你为什么没有去风雨桥?郑霍山说,那时候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去了被杀头。于建国说,照你说来,汪亦适确实是动员你起义了?郑霍山说,你们希望我说他动员我起义,我就说他是动员我起义。于建国火了,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说,什么叫我们希望?你要陈述事实!郑霍山说,他说了起义的话,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 同郑霍山谈完话,于建国又把李开基叫来。李开基说,千真万确,汪亦适是去动员郑霍山起义,我当时在场,我当时心中暗喜。我是有起义想法的,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汪亦适的话是真是假。长官、首长,你是军人,你知道的,战乱年头,人心难测,我不得不防,所以,我给他们发了枪,打算伺机临阵起义。于建国说,行啦,你用不着给自己贴金了。不是你阻挠,汪亦适起义就成功了,你的问题铁板钉钉。李开基说,我冤枉啊,我就迟了一步。首长,我是真心起义的啊,阴差阳错啊! 同这几个人谈完话,于建国就回去向丁范生做了汇报。丁范生肯定地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汪亦适这个人是好人。既然是好人,你们弄个材料,给他定性为起义。 于建国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汪亦适有起义的想法,但是没有起义的行动,想法代替不了行动,所以他只能定性为投诚。程先觉对起义动摇,但是他最终付诸起义行动,所以程先觉还是起义。丁范生说,还是那个鸟结论,那你天天调查什么?于建国说,我要是不调查,连这个结论也不能下。经过这次调查,就是正规的组织结论,就可以进行登记了。丁范生摸着脑门说,起义也好,投诚也好,不都是回到我们的队伍里了吗?过去我们打仗,就算抓到俘虏,只要枪口一掉,立马就是同志,照样当连长、当团长。王二麻子不就是俘虏吗?现在是729团团长,他妈的比我还神气,管着一个武装野战团。 于建国说,还有一个问题。重新登记之后,还要重新参军。丁范生愕然,瞪着眼珠子问,他们不是已经参军了吗?于建国打开文件夹,在丁范生的眼前晃了晃说,现在有新规定,凡是在皖西城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过去由各单位自行征召的,均无在编军籍。部队要进行整编,一部分要集体复员,另一部分要重新办理参军手续。丁范生说,那好,这件事情归谁管?啊,归政治处,那你们政治处就办吧。于建国又打开了文件夹说,军区还有新规定,兵员问题要走向规范化,凡是留用人员参军,必须经过上一级党委批准。我们现在是双重领导,兵员问题归江淮军区管,所以还要报军区,这件事情行署和警备区管不了啦。 这段时间,不仅汪亦适备受煎熬,程先觉如坐针毡,就连肖卓然的日子也不好过。肖卓然没有想到,当初他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手段动员起义、归附、投诚的二十多个原医科学校的留用人员,在近半个月里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有些人还比较坦然,像汪亦适,实话实说,让去谈话就谈话,谈完话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清除革命功臣体内隐身炸弹”还有些后续工作,连地方都知道了,荣军医院在搞政审,原先国军医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些人可能要被清除出去,汪医生可能要坐牢。传说越来越玄乎,几乎到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地步。地方上有些参加过战争的游击队和民兵干部,有的火急火燎的要到荣军医院“排雷”怕汪医生垮台了,他们体内的隐身炸弹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当然也有人另有想法,怕这个时候去做手术,就是送到菜板上的rou,万一汪医生想不开,狗急跳墙搞报复,往革命同志的身体里塞上棉球搁上一把镊子,那不就是做了牺牲品了吗?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 希望赶在汪亦适垮台之前来找他做手术的人毕竟还是多数,所以汪亦适还是很忙,白天一台一台地接着做手术,那个用来盛弹片弹头和其他战争遗留物的脸盆,已经快装满了,每天还在叮叮当当地增加着内容。丁范生指示,这些东西不许扔了,必须保留,以后可以作为荣军医院初创时期工作成绩的见证。有天晚上,肖卓然到汪亦适的宿舍里看望汪亦适,想跟他谈谈,摸摸他的思想状况。汪亦适见到肖卓然,神情有点淡漠。肖卓然说,我原先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认为回到革命队伍就是革命者了,这说明缺乏经验,犯了小知识分子轻信幼稚的毛病。但是从大局上讲,从纯洁革命队伍的立场上讲,政审是必要的。有问题自然要说清楚,没有问题自然会水落石出。这不是坏事。汪亦适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坏事,我倒是希望借这个机会把问题弄清楚。 肖卓然说,我知道你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也很好。这个程序走完,就再也没有思想包袱了。汪亦适说,我本来就没有思想包袱。我是学医的,国民党需要医生,共产党也需要医生。这一点我看得明白。肖卓然说,你能够这样看问题,我真是感到欣慰。要是大家都能这样深明大义、泰然处之就好了。人与人不一样啊! 肖卓然感慨的是程先觉。程先觉在接受政治处谈话之后,就处在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最初他怕谈话,怕于建国再找他,夜里睡觉,门外有动静,他就会支着耳朵半夜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会梦见来人抓他。可是自从那次谈完话之后,再也没有动静了。再到后来,程先觉又隐隐地盼望找他谈话,他总觉得前几次谈话他的表现都不是太让人满意,前后有些矛盾,有些不能自圆其说,东拉西扯、平白无故地把自己扯出很多把柄来,他希望组织上能够再听他解释解释。但是没有,组织上再也不找他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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