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大 中 小
护眼
关灯
上一章
目录
下一页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第1/5页)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象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mama,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
上一章
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