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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迭纸条 (第2/3页)
名学霸王。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坚决击退右倾翻案妖风! 打倒刘、邓、陶! 打倒陈、曹、杨!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打倒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沈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它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迭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纔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mama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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