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10/10页)

次与朔长谈，不久前还把他找过，可能还会经常去找他)他熟悉、热爱、解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人物的那种一丝不苟精神的变种。“例如，我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契诃夫和他的全部人物，也没有屠格涅夫。当时我就可以告诉您这份名单是谁开的:只能是我的大学同学亨格斯博士。此君吊儿郎当、落魄潦倒，却是个屠格涅夫迷，并且对契诃夫崇拜得简直五体投地，在我看来尽管这两个作家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老实说，我上大学时曾低估了契诃夫，大大地低估了他。”事实也证明，朔从未告发过任何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这样做未免过分，我虽然讨厌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任何人，我都从未告发过。我把那些人找来，教训他们一顿，要求他们重做报表，补交欠款———我们单位中由于我收到的补交款最多，克莱普夫对我很赏识。仅此而已。可告发———那些人会吃官司，我很清楚，即使是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我也不想那么干。您想想偷了几件毛衣就被判处死刑，不———可这一次我忍无可忍，把肺气炸了:莱蒙托夫在丹麦给德国建筑公司当苦工！普希金、托尔斯泰、拉祖米欣和乞乞科夫———在搅拌水泥，喝大麦粥。冈察洛夫和他的奥勃洛莫夫一起挥锹！”

    不久朔将以高级参议的身份退休，仍醉心于俄罗斯文学，甚至当代俄苏文学。甚至他还有机会向老格鲁伊滕道歉，并通过教会他的外孙、莱尼的儿子莱夫掌握极好的俄语来慷慨地补偿；而且，如今莱尼的房间是有时会有一束鲜花(虽然她与花打交道有将近二十七年之久，就像别人与豌豆打交道一样，但她一直还喜欢花)，那都是朔尔斯多夫博士送的！目前朔尔斯多夫正在潜心研究阿赫马杜林娜的诗。“我当然没有去告发。我先是写信去，大意如下:‘有急事相商请速来面谈。’”一次、两次他催促了，设法寻找亨格斯，但没有找到———“由于我也受到例行检查，被发现了我经手的这件事情，于是便立即立案对‘施莱姆父子公司’进行侦查。这样一来———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朔尔斯多夫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证人。由于老格鲁伊滕供认不讳，审判一共只用了两天。在法庭上他很冷静，只是在叫他说出“名字供应人”(“您想想，‘名字供应人’”———朔尔斯多夫语)时他才不知所措。虽然朔尔斯多夫心中完全有数，但也没有说出来。用了大约三小时，第二天开庭时，由一个从柏林召来的斯拉夫语专家对格鲁伊滕的文化水平进行鉴定，因为这些名字格鲁伊滕声称都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事实证明，任何一本俄国作品“或一本德国书他都没有看过，连《我的奋斗》都没有看过”(朔语)，这样一来事事情就“追到亨格斯头上”格鲁伊滕并没有供出他，而是朔尔斯多夫此时已找到了他。“他以特种兵军官的头衔为国防军工作，从俄国俘虏口中设法掏出军事机密。而此人本来有机会作为契诃夫专家闻名于世的。”

    的确亨格斯是自愿出庭的，他穿着特种兵军官制服“看上去不太合身，他穿上身才四个星期”(朔语)。是的，他承认，格鲁伊滕找过他，他向他提供了一份俄国人的名单。但他闭口不谈他提供每一个名字获得十马克的酬金。事前他曾同格鲁伊滕的辩护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向他交底说:“我现在绝对担当不起这一点———您明白吗？”于是，格鲁伊滕和他的律师都不提这一令人为难的细节，但在法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亨格斯同朔尔斯多夫继续争吵时这一点，向他承认了。原来，朔尔斯多夫和亨格斯在法庭上发生了争论，朔尔斯多夫愤愤不平地向亨格斯大声嚷道:“所有的人都被你出卖了，所有的人，只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诃夫例外。”这场“俄罗斯闹剧被检察官打断了”

    这一插曲的教训不言自明:伪造工资表的建筑公司老板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具有文学修养的审计员证明是有用的，对国家有好处。

    有罪的在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人:格鲁伊滕。他全都招认，但不承认作案动机是牟利，这使他处境更加困难；问到他作案动机时，他拒不交代，问到是否他蓄意进行破坏时，他又矢口否认。后来，他的作案动机人们曾多次向莱尼问起，她咕哝什么“报复”(报复什么呢？———笔者)。只是在“非常非常有权势的朋友提出，对德国军用建筑工业他有过无可争议的功劳这一理由”(老霍伊泽语)，大力干预后，格鲁伊滕才免去了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全部财产予以没收。莱尼两次出庭，但被证明无罪，霍伊泽、洛蒂以及所有朋友、同事也都被宣告无罪。唯有莱尼出生的那幢公寓房子没有充公，这要归功于那位“一向很苛刻的检察官”他提出她“作为阵亡将士遗孀的不幸命运，经查明无辜”这一理由，并且令人尴尬地大谈特谈，再次将阿的英雄事迹“搬出”甚至莱尼参加过一个纳粹少女组织的活动，也被当作她思想可靠的证明。“法官先生，剥夺这个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亲(指格鲁伊滕太太)和这个循规蹈矩的英勇的德国年轻妇女的一份财产是不合适的，这份财产更何况不是被告挣来的，而是他妻子带来的。”这场丑闻格鲁伊滕太太没有能经受住。由于她不能动弹，躺在床上她接受了几次审问“这就够她受的了”(范多尔恩语)。“离开这个世界她并不很伤心———她毕竟是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很想再和胡贝特见上一面，但已不行了。我们悄悄地把她安葬了。教会仪式当然举行了。”这时莱尼已二十一岁了:汽车她当然不再有了，她认为自己应当辞去公司的职务，她的父亲暂时去向不明。所有这些对她有没有触动，抑或触动很深？这个有一辆时髦的汽车、只是弹弹钢琴，在战争第三年似乎无事可干、给生病的母亲朗诵爱尔兰童话、探视一个奄奄一息的修女的漂亮金发女郎，可以说是第二次守寡，毫无悲痛之感。如今失去母亲，父亲又身入囹圄，她将如何是好呢？这个时期她讲过的原话，人们知之不多。所有与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感到意外，对她的表现。洛蒂说，莱尼“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范多尔恩说“她显得宽心了”；而老霍伊泽则这么说———“不知怎么她竟如释重负”两种说法中都说“不知怎么”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为人们想象莱尼为什么沉默寡言提供了一丝线索。玛格蕾特是这样说的:“她显得并不消沉，相反，我倒觉得她依然振作或者说重新振作起来了。修女拉黑尔的神秘消失对她来说，要比父亲的丑闻和母亲的去世严重得多。”实际情况是，从此莱尼得听候调遣参加工作，由于一位“有一些门路”、不愿披露姓名但笔者知道的恩人在幕后活动的结果，她到一家花圈场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