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3/12页)

赫尔岑在门框上发现了———果真当时说了六十次“名誉”这又说明两点:一是马范多尔恩是一个可靠的情况提供者，二是莱尼家的门框三十年来未曾油漆过。

    也核实了那个古怪的“吉利克”这颇费了一番(可说是多余的)周折。笔者作了一些同样多余的尝试，想从年轻一些的教士那儿得到解释，因为非常可靠的科默尔大娘曾在一个与教会有关的场合用过这个词，在他看来虽然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卫生保健措施。结果是一无所获。笔者又打电话给几个传教士机构，他们觉得受了嘲弄毫无道理！，勉勉强强、极其小心谨慎地要求说明上下文，但对弄清其字义又完全不感兴趣，干脆把电话一挂了事，使他恼火和白费功夫是唯一的结果。最后，他想到一个早就能想到的主意，因为这个词是他在韦尔彭-托尔策姆-吕塞米希三角地带听到的，他于是就去问马范多尔恩。她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基督教义课”一种礼拜仪式“这本书是为孩子安排的一种补充宗教课，但我们成年人有时也去参加，把我们的知识重温。不过这种仪式通常是在我们在家中饱餐一顿后睡午觉的时候，即星期日下午三点左右举行”(马范多尔恩语)。和新教徒的“主日学”类似的天主教活动。

    笔者(他的调查工作反正已由于克莱和弗雷泽的拳击比赛而拖延下来)产生了一些思想斗争，担心他的调查工作的费用以及由此而给财政局造成损失。他是否应当冒险去罗马一趟，到教团总部档案库去查找肠卜僧的下落？分别在弗赖堡和罗马会见那两位耶稣会长老，固然从人性上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从记者的观点来看却没有什么收获。这笔开支———包括电话、电报、邮资及旅费———无疑是错误的投资。他们向他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幅小圣徒像而已。一些关于海因里希格鲁伊滕的出人意料的重要细节倒是外分泌和内分泌完全失调的玛格蕾特提供了。走访玛格蕾特，有时送几束花、一小瓶杜松子酒，偶尔送几支香烟，都不坐出租车，因为他出于健康的原因通常步行前往。此外，税收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要考虑，而且也得考虑人道方面的问题:他会不会给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带来麻烦？会不会使萨平蒂娅修女为难？会不会使那个不很讨人喜欢的阿尔弗雷德绍肯斯受到再次调离的处分？

    为了能够静下心来将所有这些问题考虑，他首先前往下莱茵，乘坐一列不带餐车、甚至不供应饮料的火车的二等车厢，经过圣地克费拉尔和西格弗里德的故乡。罗恩格林此后不久又经过惊慌失措的城市，从那儿改乘出租汽车大约再走五公里，经过约瑟夫博伊斯的故乡，来到了一个村庄，那儿几乎是清一色的荷兰风光。经过近三小时不舒适的旅行，笔者感到了疲劳，几乎有点烦躁，决定先到一家快餐店去吃点东西。一位讨人喜欢的金发妇女十分殷勤地给他端上油煎饼、蛋黄酱和煎rou饼(热的)，随后他又被打发到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喝咖啡。这一天浓雾弥漫，迷迷茫茫。显而易见，西格弗里德当年策马前往沃尔姆斯的时候，不仅途经云遮雾障的尼费尔海姆，而且也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饮食店里既暖和又安静，昏昏欲睡的店主给两个昏昏欲睡的男顾客送上烧酒，也推给笔者一大杯烧酒，并说:“这种天气最好喝这个，可以驱赶寒气，况且，吃过蛋黄酱煎饼得喝这个。”他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跟他的两位顾客谈下去，他说的是一种当地方言，还带有喉音，显然是莱茵河下游地区的方言。虽然这个地方距离笔者出发的地方只有一百公里左右，但他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像是南方人了。使他感到舒畅的是，那两个昏昏欲睡的顾客和已经给他端上第二杯烧酒的店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好奇；谈话的主要内容好像是“教堂”既是具体的、建筑学的和组织上的意思，也是近乎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意思“神父”经常摇头，有时悄悄嘀咕几句，接着又议论起来了。这决不可能是指那位使人受不了的德国总理；他很可能是不值得这些可敬的人一提吧。这三个男人虽然是德国人聚在小酒馆里，却一反常态地闭口不谈战争，他们是否有人认识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三个人大概都认识，他们有可能或十拿九稳曾和他同过学，星期六和他一起洗过澡，将湿漉漉的头发梳一梳就去忏悔，星期日一起去望弥撒，星期日下午一起去稍南一点的地方参加叫做吉利克的课程，穿着木屐在滑冰场上溜冰，有时去克费拉尔朝圣，从荷兰走私香烟。

    从年龄来看，他们很可能认识他。一九四四年底，在玛格蕾特的野战医院里他做了两次截肢手术后死去，他的士兵证被用来移花接木，使一名苏联士兵———至少是暂时———将合法身份获得了。第三杯烧酒笔者拒绝了，要了一杯咖啡，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舒适的昏昏欲睡引入梦乡。是否罗恩格林在这样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里，在尼费尔海姆这个地方，由于埃尔莎果真问了他那个问题而惊慌失措，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骑上那只正好被后代人用来做人造黄油商标的天鹅？咖啡是很好的，是一个女人隔着窗口递过来的，笔者只能看到她那双白里透红的丰满的手臂。店主殷勤地往茶碟上放了许多糖，必不可少的小奶罐里装的不是牛奶而是奶油。教会和教士，仍然压低的声音中有几分怒气。为什么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不出生在西边三公里的地方呢？要是那样的话，那一天玛格蕾特又会给波利斯偷谁的士兵证呢？

    精神差不多恢复之后，笔者先去了教堂，那里有阵亡将士名簿，可以当作姓名地址录。有四个姓布尔霍斯特的，但只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这个阿尔弗雷德死亡(二十二岁)年份不是一九四四年，而是一九四五年。这可真是莫名其妙的。难道这儿也像凯佩尔那样，施勒默由于冒名顶替而阵亡过两次，登记过两次死亡么？教堂司事逍遥自在地叼着烟斗，走出圣器室里，以便为某个礼拜仪式做准备———在什么地方铺绿布、紫布还是红布？其中的奥妙他知道的。由于笔者完全不会撒谎或瞎编什么(每位读者现在一定已经明白，他拘泥于事实已经达到叫人受不了的程度)，他窘得要命，含糊不清地嗫嚅着他在战争中曾遇到一个叫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的人。教堂司事听了半信半疑，立即说“他们的”阿尔弗雷德当了法国人的俘虏，在一次矿山事故中死于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