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1/10页)

    第七章

    由于老格龙奇出于至诚并长期有效的邀请，笔者便多次登门拜访，与他在炎热的晚夏黄昏共享笼罩在一座有围墙的陵园内真正天堂般的静谧。下面将格龙奇的原话引用了，是大约四次谈话的梗概。这几次谈话全是在融洽的气氛中开始并结束在融洽的气氛中，每次谈话的地点各不相同:第一次坐在接骨木树丛中的长凳上，第二次在夹竹桃丛中的长凳上坐着，第三次坐在茉莉花丝中，第四次在金链花丛中坐着(老格龙奇喜欢变花样，声称还有更多的长凳在更多的树丝中备用)。宾主一边喝啤酒，一边抽烟，间或侧耳谛听那好像十分遥远的几乎动听的街道喧闹声。

    第一次采访(接骨木丛中)纪要:“这真滑稽，我们的小瓦尔特谈什么发财的机会，他是从不放过这种机会的，他十九岁那一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军需连里就这么干了。军需连？———嗯，比方说，他们在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那儿有好多东西可以收集，还能供部队使用:步枪、钢盔、弹药、机枪、甚至还有大炮，每一顶丢掉的帽子、每个军用水壶、皮带等等都拣———当然死人还在周围躺着，而死人口袋里往往会有东西:照片、信件———皮夹子，里面有时有钱。小瓦尔特的一个弟兄对我说过，这家伙可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人嘴里的金牙也不放过，不管是什么国籍的———后来还出现了美国人，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这还是头一次———而我们的小瓦尔特第一次在死人身上证明了他自己所谓的生意头脑。当然这一切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人们———但愿您不在其中———往往错误地以为会令行禁止。小瓦尔特的长处就在于此:他把条令法律并不放在心上，只是留神别被人抓住。嗯，这小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一笔不小的洋财，才十九岁的年纪，回来时腰里揣着一大包美元、英镑、比利时法郎和法国法郎———还有一小包数目可观的黄金。他证明自己有生意头脑，他有很尖的鼻子，看出做不动产生意大有可为，便大量收购房地产。他最喜欢收买空地皮，我指的不是没有种植花草树木的土地，而是用来盖房子的地皮，必要时他也购买已经盖了房子的地皮。美元和英镑那时候很值钱，土地，例如郊区土地非常便宜。尽量靠近公路干线的地段是他选择的，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再买下位于市中心的几所破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小房子。然后，我们的小瓦尔特就出去干和平工作，这样说如果您愿意:他把美国兵的尸体挖出来，装进锌皮棺材运往美国———干这种活可以在合法的招牌下干非法的勾当，因为挖出来的尸体有的嘴里也有金牙。卫生是美国人讲究的，付给这种工作优厚的酬金，于是有美元紧缺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腰包又有许多合法和非法的美元进了，他又买下了几小块地皮，零敲碎打，这一次是在市中心，那儿有一些小食品商和手工业者破产。”

    夹竹桃丛中的谈话纪要:“十四岁那年我到老佩尔策的店里学徒，当时瓦尔特四岁，大家，包括他父母，都叫他小瓦尔特———这名字就一直叫下来了。他们都是好人的，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虔诚得有些过分，老是上教堂什么的，父亲死也不肯信教，您想想，这在一九○四年意味着什么。当然，他读过尼采的作品，读过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品，他并不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只是脾气有些古怪，对买卖他不怎么感兴趣，只关心育种和试验，拿一种新的说法说出来:他不仅探索蓝花，而且探索新花。从一开始他就参加青年运动，把我也拉了进去，今天我还能把《劳动者》这首歌的全部歌词都唱出来。”(格龙奇唱:)“‘黄金是谁开采？矿石是谁开采？是谁织布纺纱？是谁种粮种菜？是谁养活富人而自己却一无所有？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是谁从早累到晚？为别人创造财富的是谁？是谁一手推动世界车轮前进而政治上无权？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嗯，在十四岁那年我从您可以想象的最贫困的艾费尔山村到海因茨佩尔策那里学手艺。在温室里他为我整理出一间小屋子，有床铺和桌椅，紧挨着炉子———他管我吃，给一点零花钱———而他自己吃的也不比我好，钱也不比我多。我们都是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这个字眼，不清楚这是什么。我一九○八年到一九一○年，应征入伍，当然是去冰冷的故乡，他们把我送到布罗姆贝格，佩尔策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常给我寄东西。我休假上什么地方去呢？我不回老家，不回那个教士跋扈的穷山沟，我到佩尔策那儿去———诺，小瓦尔特那时老是在露天园圃和温室里，在我们中间钻来钻去玩，小家伙逗人喜欢，文静，不随和，但不是不亲切，您知道，我考虑是什么使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害怕。他害怕。那时经常遇到执达员和被银行拒付的汇票带来的麻烦事，我们有时几个帮手把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凑给老板应付过关。从前花圃根本赚不了大钱，只是养花热席卷了整个欧洲之后才赚大钱。因茨佩尔策一心一意探索他的新花海。他认为，新时代需要一种新花，他想入非非非，但从来没能培植出什么一鸣惊人的品种，他尽管像一个发明家一样，神秘地对他的花盆和花坛摆弄了好多年，剪枝、施肥、嫁接，但长出来的只是变种的郁金香或退化的玫瑰，不好看的杂种。嗯，六岁小瓦尔特上学时脑袋瓜里只有一个‘员’字，他对执达员的简称是这个。‘mama，今天员来吗？爸爸，今天员又来吗？’是害怕，我告诉您，使他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是害怕。当然，他没有上完中学，连三年级也没念完，就到花圃去学手艺，完了，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您如果问我的话:一九一四年不仅是瓦尔特中学生活的结束，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我那一年二十四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都完了。完了。那些白痴竟会受他们那个虚情假意的混帐皇帝的欺骗！这一点，瓦尔特的父亲海因茨也明白，他终于放弃了他那半吊子的试验。他也像我一样不得不入伍———由于我们俩生气，可以说由于愤怒、由于伤心、由于生气而当了上士。那些新兵是我讨厌的，那些刚入伍的笨蛋，他们受过了规规矩矩的教育，卑躬屈膝，真叫人恶心。我讨厌他们，存心折磨他们。是的，我当了军士长，我把他们一群一群地、一营一营地赶出哈克托尔营房，同布罗姆贝格营房那些营房一模一样，毫无二致———以致您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三连连部，就像在布罗姆贝格一样———一批一批的我对他们进行训练，并把他们送上前线。在我的口袋里，我的皮夹子里有一张罗莎卢森堡的小照片。我把它带在身上，像小圣像一样，它后来像小圣像一样破旧了。总之，士兵委员会我没有参加，不，对我来说，一九一四年是德国历史的终结———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