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间离下 (第5/6页)

我去一趟上海，上海，你去过吗？”

    金葵是在当天中午一点半钟走的，也就是说，是在周欣到厨房要她去上海办事的一刻钟后离开三号院的。她走得很急，只是回她住的小屋里去拿了一件背包，塞进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就匆匆走了，匆忙得甚至没有机会与高纯说声再见。

    她离开三号院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独木画坊，画坊的人显然已经接到了周欣的通知，将一幅已经用硬纸壳包装好的画框交给她带走。她带着这幅画从画坊直接去了火车站，买票登上了傍晚前往上海的列车。

    这天三号院的晚饭是由周欣亲自下厨做的，晚饭端上餐桌时，她才向高纯说了金葵出差的事情。高纯对金葵的突然离去显然感到意外，似乎一时难以适应。

    “什么，金葵走了？她…她怎么没说一声？”

    高纯的反应对李师傅的举报几乎接近于一种证实，证实高纯对金葵的关切显然超出寻常。周欣故作平淡，问道：“金葵帮我办事，需要提前跟你说吗？”

    高纯怔了一下，无法回答。想了一想，换言再问：“那…她走了，谁来照顾我呢？”

    “我！”周欣说：“我照顾你，我是你的妻子，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的生活。”

    周欣看得出来，她的话没让高纯感到高兴。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再问什么，但终又忍住，没再开口。

    晚饭吃得相当沉闷，周欣为高纯盛饭盛汤，高纯吃得很少很少。两人之间，没有交流。

    饭后，周欣为高纯擦脸擦手，感觉他体温偏热，便问他有无发烧。高纯说没有吧，不知道。周欣翻药箱找体温计，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问高纯，高纯说东西放哪里他都不管的，都是金葵管着的。于是周欣找来一把钥匙，打开了金葵的小屋。

    小屋里的灯泡瓦数很低，开了灯屋子也是昏昏暗暗。周欣浏览表面，未见体温计类器物。她犹豫了一下，拉开小桌的一只抽屉，粗略翻翻，仍无所获。又拉开另一只抽屉，屉内里端，有一小小木盒，颇似药匣之物。周欣开启匣盖，扑眼刺目的，是一块碧绿的挂坠，正是那件心形的琉璃，看得周欣煞是眼热。琉璃的出现也是一个证据，若无特别关系或特别情节，高纯的珍爱之物，怎会卧于金葵的屉藏之中。周欣再翻那只木匣，将匣中所藏尽行倒出，压底的一件是个半旧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底片，周欣对着灯光辨别良久，看不出底片里的二人眉目贵姓。周欣把底片收入怀中，把琉璃放回原处，关灯锁门，走到前院来了。

    到前院她敲了李师傅的房门，隔门问李师傅有没有体温计借用。屋里李师傅连声答应，一阵窸窣之后开门送出。周欣谢过，说用完即还。李师傅忙说不用，这体温计本来就是从金葵那里借的，一直忘记还了。周欣愣了一下，说：噢。

    周欣的感觉没错，那天晚上高纯确实发了低烧。半夜时周欣再试，烧又悄然退了。周欣为高纯煮了点菊花茶，让他喝了，让他接着睡去。而她那一夜则几乎没有合眼，高纯的无名低烧和金葵私藏的琉璃，都像一个卑鄙的秘密，让她安枕不得。

    第二天她带高纯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向她通报了检查的结果——高纯的血压、心率、脉搏等等，几乎所有指标都不及上次检查时的状态。医生问她这一阵高纯的饮食怎样，睡眠如何，情绪是不是稳定，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前几句周欣答得还算肯定：这几天他吃得挺多的，睡得也还行吧。情绪…后面说到高纯的情绪，周欣不能不想到了金葵，不能不想到金葵和高纯之间的暧昧，想到昨天金葵走后高纯的反应…医生见她迟疑，启发说：病人的身体相当虚弱，免疫力极为低下，所以对情绪干扰的耐受力就大大低于常人。有时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心情波动，都会对他的身体状况产生明显影响，所以，简单安静的生活环境，对他非常重要。周欣说：好，我知道了，我会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生活的，我不会让他再受任何人的干扰。

    从医院回来后的午饭，依然由周欣亲手制作。她让李师傅从胡同口的副食店里买来两只冰鲜的大对虾，用西餐的方式在火上烹好，又打开了从国外带来的一瓶好酒，她试图让三号院中的夫妻生活，尽量丰富多彩，充满情调。席间她对高纯呵护有加，她想让高纯在没有金葵的日子里，更加安乐无忧。

    高纯很顺从，吃完了虾，也喝了点酒。饭后接了周欣送来的水，吃了周欣递来的药。但周欣始终分辨不出，他的表情究竟是幸福，还是仅仅为了配合；究竟是快乐，还是仅仅表达感激。

    但至少，这顿饭表面上的气氛还是融洽的。饭后周欣嘱咐高纯好好睡个午觉，她有事要赶去独木画坊。下午两点，画坊的小侯果然开车过来接她。她走后不到半个小时，一辆出租车开到三号院的门口，李师傅推着高纯出了院门，上了这辆出租匆匆开走，整个三号院只剩下了李师傅的妻子，躺在床上病病殃殃。

    同一时刻的上海，金葵专程护送的画作抵达了黄浦江畔。沿江大道上的一座老式洋楼，就是她此行的终点。在这座洋楼的某层，设有全上海最知名的一座画廊，画廊里展出的画作和雕塑，个个风格怪异，主题晦涩，看得金葵没头没脑，似懂非懂，如入迷宫。

    高纯去的地方，也是一座老式的洋楼，那洋楼坐望天安门的红墙黄瓦，位于北京古老的东郊民巷。那座洋楼的某层，挂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招牌，这家事务所地方虽然狭窄，但坐落在这样的风云际会之地，其本身的万千尊贵，似已无须言说。

    在这家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房间里，刘律师在高纯的轮椅之前，打开了一份临终遗嘱，这是根据高纯的委托，起草的一份法律文件。这份文件对高纯一旦去世财产如何处置，做了明确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