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第3/4页)

神之战与心灵之战。因此，注定了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落后的中国，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光鲜的现代化外表下面却是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

    比德国对欧洲的占领更加恶毒的是，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大学、报馆、古迹、学生、文化设施等加以毁灭性的破坏和打击。南开大学、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这些具有象征性的文化机构，先后都被炸弹炸得片瓦无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毁中国的文化命脉。

    在中国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坏，十所遭到完全破坏，二十五所陷于停顿。抗战期间，一百零六所大学内迁，迁徙次数多达三百余次。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红楼，被日本宪兵队长期霸占，成为迫害爱国人士的巢xue。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被日伪特务暗杀；鲁迅遗孀许广平、燕京大学教授张东逊、苏北教育家宋泽夫等人被日军逮捕，受尽折磨。

    日伪在中国的十九个省关闭了许多报纸、杂志和电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传亲日思想、麻醉国人意志的新闻机构。

    日军铁蹄所到之处，随即展开所谓的“思想攻势”占领东北之后，日军迅速收缴焚烧关于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教科书，仅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个月间，焚烧书籍就达六百五十万册，九千名教师受到逮捕、枪杀或强迫改行。

    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著名诗人郑孝胥亲自写了所谓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义，讲礼让，使我修身。家已齐，国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则与世界同化，远之则与天地同流。”日本军部号召大家都来唱这首“国歌”以达到他们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郑孝胥宣扬“新满洲”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自由亲爱”的同时，日本军队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细菌试验、屠杀无辜百姓，三千万东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华北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郎宣称：“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日军在华北开办所谓的“中心小学”“希望在二十年内造成十六万模范的小学生，务使在每一个小学生脑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们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驻上海市联络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长久统治中国的建议：“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内地视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学生认定日本为侵略国家，并大骂特骂日本。从那时起，过了二十年的今天，这些人已经奋战在抗日第一线了。目前在和平政权下进行的亲日教育也必须等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作为民族意识发挥作用吧。所以说，有必要和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号逐渐获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占领土地和山河，并不能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征服，更为重要的是征服这个民族的头脑和心灵。而要征服头脑的心灵，就必须控制教育和宣传命脉。于是，日军所到之处，以极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此来实现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实现对中国永远的占领和吞并。

    王宪尧毕业于伪满“新京国民高等学校”裴素云毕业于伪满“新京第一女子国民教育高等学校”对于当年日本在东北的奴化教育，这对夫妻都有深切的体会。后来，裴素云曾经在伪满“自强学校”任教，这所学校的校长虽然是中国人，但大小事务都被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斋藤所控制。由于无法忍受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裴素云后来愤然辞职。

    在陪都重庆，在敌机轰炸的警报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下了《炸弹下的中央大学》一文：

    “民国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学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这位昔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认为，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言传身教的教师还是求知若渴的学生，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强弱。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院校的师生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让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让学术得以发扬光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教育抗战和文化抗战为使命，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当南开大学被敌机连续轰炸而毁于一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斩钉截铁地高速师生说：“敌人只能毁我南开物质，难毁我南开精神！”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也鼓励迁徙路上的师生说：“将欲抗顽虏，复兴壤，兴旧邦，其必由学乎！”

    罗家伦认为，正是在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尤其应当加倍地重视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