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玄讲 (第2/2页)

慕地打听。

    “哪有好多钱呢？抠，抠得很。”他挖着布袋里的烟丝，眼皤睡了好一阵，嘴里含含糊糊“也就是…就是…三四块钱。”

    “不止吧？”

    “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会讲假？满妹子的耳屎——就这么多！”

    “我又不找你土改！”

    “要不你抄家，你抄家！”

    我对他这一段颇感兴趣，觉得正体现了老贫农朴素勤劳的阶级本色（不愿在城里享清福），又展示了他光荣历史（比方说与红军有密切的关系），希望能写到他的报告中去。我没料到，一旦说深了，他的玄气又冒出来了，反而搞得我云里雾里。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来砍，砍得直往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热喝，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工经作田的人，刚烈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他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他吞烟土，恤人呵…”他用手掌向上推着鼻孔。

    我不得不制止他“你哭什么？你好糊涂，共产党清匪反霸是革命行动，你为马疤了鸣什么不平？”

    “我…哭不得？”他有点不解。

    “当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贫农。你想想，你刚才是哭谁？”

    “我这个脑壳已经不是个脑壳。我说了不讲，你硬要我讲！”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讲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个来钟头，让我觉得奇怪。等他回来，我引导他多回忆一些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让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开始。到这个时候，他才回到了老贫农的身份。他说起国民党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连婆娘娃崽也一起杀，三岁的伢崽，抓起来往墙上一甩，哼都没有哼一声，就脑壳开了花。有的被丢到砖窑里烧，烧得皮rou臭，臭气三天三晚还散不尽。他说起陆大麻子，大概是一个国民党的头目，做事最阴险，取了红军的肝肺，偷偷地温在一大锅牛rou里，要大家吃。他罗玉兴开始不知情，吃了以后才听说，当时就呕得肠子都要翻出来了…

    他也当过一个月的红军，掉了队，才回了家。他差一点也被陆大麻子取了肝肺，幸亏他卖了备给老娘的一口棺材，办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两个人作保，才留下一条命。

    “陆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虫和猪嬲的种，又蠢又恶，要死七天七晚还不得落气！”说到老娘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泪又来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这次推得我比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哪有我罗玉兴的今天！”

    “说得好，到了台上你也要这样说，一定要哭出来。”

    “哭，当然要哭的！”

    结果很遗憾：没有哭出来。不过还算好，他虽然紧张得有点结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讲下来，从历史到现实，从个人到社会，运用了“本质与现象”之类的哲学，既讲了自己的优秀事迹，又颂扬了社会主义。他十八扯不是太厉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总算没有讲出他曾经给国民党当挑夫以及吃过美国面粉之类的蠢话。他顶多是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时加一点即兴，说修正主义确实坏，不但要谋害毛主席，还害得我们现在来开会，耽误工。这虽然没有抓住要害，却也符合主题。

    我和他三天时间的背诵，还算没有白费工夫。

    他后来被公社里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讲过几回。那以后，我临时调到县文化馆写剧本，就与他接触不多了。只听说他有次从外面出哲学工回来，在路上遭一条疯狗袭击，腿上被咬了一口，没有及时诊治，卧床半年多。再后来，就散发了，就死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额上贴着青药，瘦得只见两只眼睛，在田边看牛。一只金黄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问起他的病，他睁大眼睛对我说：“你说怪不怪，狗从不咬我的，只咬现地方。”

    这话听来有些别扭。

    他撩起一只脚给我看。他的意思是，这条脚上有一块疤，以前镰刀割在这里，摔跤碰破这里，到头来狗也咬在这里。他对这种重复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针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会好的。”

    “好有什么好？还不又要去出牛马力？打禾，挖山，有什么好事？还不如我现在看牛。”

    “你还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么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厕都蹲不得。”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得顺溜。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红色的小收音机，大概是他干儿子将军最近捎给他的，在乡下人看来十分稀罕。

    “这是个好家伙，”他是指收音机“一天到晚讲个不停，唱个不停，不晓得哪里这么足的劲势。”

    他把收音机拿到我的耳边。我听不太清楚，声音太小，大概是电池不够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晓得。”他笑着说。

    我后来才知道，这时的他已经病膏肓，自己把寿鞋一类都放在床头了，怕到时候来不及穿，但他还是平静如常地起床看了两天牛，给牛栏换了一轮新草，搓了两根牛绳，还笑着同我谈起了北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