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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第5/5页)
欢迎宴,趁机支开了大院君的十余名守护。在宴会结束前,忽然出现了一群挥舞著枪剑的猛兵,强将大院君拉上轿子,连夜冒雨遄行。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大院君被掳到了南阳海口,即上“登瀛州”号军舰,由管带叶伯压解送至天津。 大院君被送至天津后,李鸿章亲自询问其变乱缘由及乱党的首领,但问不出清方所需要的材料。李鸿章便命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袁保龄、马建忠等再行详细询问。 对大院君的询问集中在以下问题:变乱缘由,李最应为何被杀?乱首何人先入王宫?何队兵卒环首于李是应?为何不捕治乱党?这些问题表明清政府仍然希图弄清事件真相及大院君李昰应在兵变中应负什么责任。 这次询问,清方仍没有获得李昰应系兵变主谋的自供。而事实上,壬午兵变是朝鲜军民自发的反腐败、反暴政、反对日本侵赂势力渗透的正义斗争,大院君只是利用了这场兵变,以实现其蓄谋已久夺回政权的目的。 清政府早就根据张树声的报告认定李昰应就是乱首,经过几次询问,李鸿章虽知证据不足,但是为大清国计,必须定其罪名并加以处理。 至于如何处理大院君,清廷有人建议“将昰应羁留中国,令其富贵以终”的处理。之所以要把他留在中国,是为了避免大院君在朝鲜再度激发党争,坏了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既定的“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自从大院君被执之日起,高宗一再向清方求情,要求释放生父。就在大院君在天津被李鸿章等“会询”时,朝王还派赵宁夏等来津面呈咨文,要求清政府念其年老体弱,看在父子情份上,恩准其回国。最终,清朝政府宣布:“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以弭该国祸乱之端,即以维该国王伦纪之变。” 然而,历史捉弄了清王朝。被决定永远不准回国的李昰应,在保定府被软禁不足三年,即由提议水不准复回的李鸿章以“甲申事变”后需收拾人心为理由,向清廷提出释放回国,这是后话。 清兵在朝鲜带走了大院君后,即开始了诱捕大院君之子李载冕及其部属的活动。李载冕在兵变后被大院君任命执掌兵权,吴长庆等在诱捕大院君后,害怕李载冕拥兵作乱,也将李载冕诱至南别宫拘禁起来。李载冕知道大院君一派已不可作为了,在拘禁中辞去兵权。 紧接着,夜间,吴长庆及副将张光前、何乘鳌、总兵吴兆有率亲兵庆字三营,奔赴“乱军所居”之枉寻、利泰两村,进行围捕。当时,起义士兵已知为大院君所欺骗而深感不安,但又不知所措,只好消极地观望形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遭到了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清军与“乱党”短兵巷战,到天明时分,捕获了170余人,其余逃逸。经过审讯,杀了其中为首的10人,其余人交给朝鲜政府处理。 清军从诱捕大院君开始,到剿平叛乱者,完成了平定朝鲜内乱的任务,闵妃集团也借助清军之手,从根本上铲除了自己的政敌,重新夺回了失去的政权。 在这期间,日使花房义质曾经于8月20日面谒高宗谈判,提出如下要求: 一、朝鲜政府疏于负起治安责任,致使日本军人遭到杀害,以及日本公使馆遭到烧毁,朝鲜政府需对此负起责任,以书面谢罪,并履行以下各事项。 二、朝鲜政府在收到此要求书后十五日内,应缉捕凶手到案,并对其处以足使日本政府满意的刑罚。 三、朝鲜政府应为被害人办理隆重的葬礼,并支付被害人遗族日币五万元的补偿金。 四、凶手暴行所导致的日军之损害与出兵所需的一切费用,朝鲜国应负责赔偿。 五、今后五年间,驻在朝鲜国京城的日本公馆,由日军负责守卫。 六、除釜山、仁川之外,朝鲜政府并开放元山、咸兴、大丘等地让日商得以自由往来与经商。 因为中国大军到来,朝方有恃无恐,不接受日方苛刻要求。由于清军人数比日军占据优势,他们进入汉城后,既拘捕大院君,又镇压士兵起义,几乎包办了朝鲜政府的一切事宜。所以,日本人暂时停止了同朝鲜政府的交涉,坐视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清军逮捕和押走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大院君,残酷镇压起义士兵,这对日本侵略者说来也是有利的。后来,花房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便运用恐吓的手段,致书高宗,责备朝鲜无修交诚意,悴然离开朝鲜京城去仁川,装出要决绝的样子,威胁朝鲜接受日本条款。 此时大院君已经被捕,并由中国兵船解送返天津。这时候,高宗完全倚靠中国势力来挽救自己的危机,日朝谈判也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马建忠亲到仁川访花房,企图调解,但是,日使坚决拒绝中国参与日朝交涉。这是日本—贯的政策。因此马建忠所能做的,就是劝朝日双方和平会商,并暗中与高宗政府研究条款要点,提供意见,阴掣日本的奢求。 最后朝方代表与日使达成立协议,于8月30日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其要点有三: 第一、朝鲜应允礼葬日本遭害者,抚恤其遗族,同时,限期“捕获凶徒,严实渠魁,从重惩办” 第二、朝鲜赔偿日本损失及军费50万元,分5年清还(后改分10年清还)。 第三、日本派兵“警备”使馆,兵营内朝鲜负责设置修缮。 在续约中,日本又取得增开杨花镇市场,日本公使、领事及其随员眷从得自由“游历”朝鲜内地的权利。 《济物浦条约》可说是《江华岛条约》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日本在朝鲜扩强的新步骤。它不但加强了经济、政治的控制,而且也加强了军事的控制。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不了解这个条约的实质意义。李鸿章在奏报清廷时表示他的意见说:日本末将割地、开矿、及陆路通商各事强迫朝鲜接受,除赔款50万元稍嫌过多而外,可说“无甚流弊”其实《济物浦条约》对日后关系最大的是日本使馆驻兵一条,此后中日两国均有军队驻扎朝鲜“甲申政变”时中日直接冲突即伏机于此。《济物浦条约》的后果揭开了1884年“甲申政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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