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2/3页)

76年1月抵北京，随即到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奕欣等人。森有礼狡猾地说明了日本现在派大臣到朝鲜诘问炮击日舰事件，目的是“为两国得保亲好于永远”但朝鲜若拒绝日本要求，将有“不测之祸”

    森有礼完全不涉及中朝的宗藩关系，而只谈日本和中国是邻邦，为了表示推诚无隐，才把这件事通知中国。总署大臣完全不了解日本此时已决定以武力胁迫朝鲜，攫取不平等条约的阴谋，还向日本宫使作了一番劝告，希望日本遵守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约，不要侵犯朝鲜。森有礼则坚决表示，中日修好条约不能适用于朝鲜事务。因此，引起了双方对藩属问题的大辩论。

    藩属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自清太宗皇太极祟德二年（1637）朝王李徖归附起至清世祖福临顺治元年（1644）十月朝王李徖派遣其子奉表进香，贡方物，朝鲜完成了由明属国到清属国的归附过程。象前朝一样，清王朝与属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册封、纳贡等礼制上的联系。

    皇太极在朝王归附时下敕令规定，朝鲜对清朝的礼贡遵循以前有清一代的历朝旧例，构成了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基本格局。显然，封建时代中国与属国的宗藩关系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殖民他的关系完全不同。

    宗主国完全按儒学的礼制作为规范，对藩属国进行管理，并不直接干预和控制属国的内政外交，也不直接介入属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但是森有礼为避免中国的干预，坚决否认中朝的宗藩关系，他照会总署说：“朝解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解日本间者，于清国与日本国条约（指修好条规）上无所关系。”总署大臣当即复照声辩：“朝鲜实中国所属之邦之一，无人不知。…合照修好条规所属邦土不相侵越之意，彼此同守。”森有礼看到这样辩论下去是永无休止的，于是改变了辩论方式，单刀直入地向总署提出中国对朝解交涉事务是否负责的问题。

    森有礼的这个照会可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因为根据西方国际法学中对殖民地宗藩观念的规定，朝鲜若为中国属国，中国就要承担朝鲜炮击日舰事件的责任。森有礼看透了清朝官场畏葸怕事的心理，直接提出中国是否“自任其责”问题，这一着确实把清朝总署大臣们难住了。

    他们在给日使的复照中，除了重复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并非空名而外，对是否“自任其责”的问题，合糊其辞的回避。森有礼见清政府态度软弱，于是紧逼一步，追问清朝认朝鲜为属国，究竟有何实质内容。

    和日使辩论到这种地步，东方式的传统宗藩关系碰到了新的难题，清国总署知道已不能用空泛的名义来做说词了。经过缜密研究，再复照日使，具体的申述律中朝宗藩关系的实质内容。但是，森有礼以西方国际法的宗藩观念为护符，一口咬定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是徒有空名，根本不理会大清国官方对的解释。

    在这场论争中，体现了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的根本冲突。日本的政策是积极的，侵略的，其第一个步骤是否认中朝宗藩关系，阻止中国干预日朝谈判；而中国的政策是消极的，保守的，但绝不放弃“宗藩关系”以维持对朝鲜的统治。

    森有礼在北京与大清国总署交涉了一段时间，已知道了中国除了作表面的劝告外，不会采取积极干涉的行动。摸清楚了中国的底牌，森有礼遂片面宣称朝鲜非中国属邦，中国不得以此为借口，干涉日本与朝鲜的交涉。同时，他又拜访了在北京外国使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英国驻华公使威德，获得了威德对日本行动的谅解和支持。

    日本外务省也把日本与朝鲜交涉订约的事通知英、美等国驻日公使。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各国都赞成日本行动，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能够借助日本之力打开朝鲜大门，列强已经期盼律很久。

    日本的这些外交活动，有力的支持了对朝鲜进行的交涉。黑田清隆一行于2月抵达江华府，无视朝鲜政府的抗议，非法侵入江华岛一带，进行武力威胁，并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倭馆代理馆长奉命通知朝鲜：“日本国全权大臣将前往江华岛与贵国秉权大巨会议。如若大臣不出迎，将直近京城”蛮横地要求朝方立即派出全权代表，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缔结条约的谈判。日本武力示威使闵氏政府惊恐不已。

    闵氏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动，起初只作消极反抗，随后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不休。这时清政府又劝告说：与日本作战对朝鲜不利。结果，闵氏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人民要求抗倭的强烈呼声，终于采取了对日妥协的态度，派御营大将和礼曹判书尹滋承为全权代表，去江峪府同日本人开始谈判。

    朝日会谈在江华府内练武堂开始举行。实质性谈判一开始，黑田清隆便采取蛮横的强压态度。当朝鲜代表对日本所拟“修好”通商条约草案表示反对时，黑田当场威胁说：如果不按日方要求，两国立即断交。2月30日，黑田为胁迫朝鲜迅速承认和签署日方所拟条款，再次威胁说：朝鲜若不答应，在江华海峡待机的日军将在汉江下游的仁川、富平登陆并加以占领。

    朝鲜国内各阶层对这次会谈也施加了影响。隐退的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竭力反对向日本妥协；受流刑而后又被赦免的巨儒崔益铉亦大声疾呼反对签约。被日本武力要挟激怒的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拒绝日本的要求，并将其击退。

    许多地方的人民代表和儒生，几乎每日都进京向国王上疏，要求击退矮贼。一部分士兵和人民群众，还想自发地组织起义兵队和敢死队，抗击日本信略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