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3/3页)

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

    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丙寅邪狱”

    隐蔽极深的法国传教士赖德尔在11名朝鲜教徒的掩护下，冲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罗地网，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出朝鲜，3日后到达中国烟台。当时，法国亚洲舰队司令罗兹驻屯天津，赖德尔连赴天津向罗兹报告了朝鲜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实情。

    罗兹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协商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认，声言：“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命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则不许中国提出异议。”

    清政府得悉“丙寅邪狱”后，感到事态严重，担心法国借机进行武力报复，而影响中法关系。因此，接此公函后，总理衙门一方面照会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要求法国不要仓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礼部致函朝鲜政府，通报法国的意向，提醒对方作好万端准备。

    大院君对于中国礼部的咨报，毫不惊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厅强化国境警备，一方面为肃清内应者进一步加紧对天主教徒的镇压。

    同年九月，法国远东舰队提督罗兹，率领军舰7艘，由中国烟台出发，企图攻陷江华岛，并在通津登陆，拟进逼京城。然而，法国侵略军在江华岛鼎足山城，被朝解军队勇将千总梁宪洙击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韩圣根击破，士气沮丧而退却。

    敌军撤退时把江华岛掠夺一空，将金铜财宝和包括《李朝实录》在内的贵重典籍装入18个木箱运走，其中仅黄金即价值50万法郎，并放火焚烧了康宁殿等多处官衙和民房。

    11月18日法国舰队于朝鲜外洋解散，旗舰与“肯馨”号撤往日本横滨港，其他舰只驶向上诲和烟台。于是由法国发动的历时两个月的武力入侵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外国入侵，史称“丙寅洋扰”

    此次法国军舰的侵扰，对于朝解社会，给予了空前的影响，在朝野之上引起极大的恐慌。但是全朝鲜人民，面对外国的侵略，唤起了民族意识，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大院君妄自尊大，以为对法国的胜利是自己指挥有功，而加强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国舰队侵入江华岛前，同年七月，曾有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朝鲜，置地方官员的劝告与抗议于不顾，溯大同江，后竟派3人上陆，深入内地10里至玉砚池进行侦察。

    然后突然向监视美船行动的船只发动袭击，绑架监营中军作为人质，提出以供应1000石白米、相当的金银与人参为撤退条件，并肆意向岸上军民开枪射击，进行威胁。军民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反击。群众中一位勇士，只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军；接着，又趁水位下降船只搁浅之机，发动火攻，使“舍门将军”号人船俱亡。

    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转机，华盛顿于高宗四年（1868年）采取行动，派遣美国军舰入侵朝鲜水域，在黄海，平安道沿海对“舍门将军”号事件进行“调查”和测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国人奥特洛特为首的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组成的海贼团，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坟墓，盗取宝物的时候，被永宗岛佥使的军队击退。

    “舍门将军”号事情的“调查”实际上是美国大举入侵朝鲜的前奏。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驻在北京的美国公使令亚细亚舰队司令罗杰斯，率领五只军舰，侵入江华，北以武力占领江华岛广城镇砌台，据为基地，威胁大院君政府，强迫其缔结通商条约。

    大院君拒绝之，勇将中军鱼在渊的部队袭击美军，在血战中给敌人以重创后，全军在广城镇壮烈牺牲。受到朝鲜闭关政策打击后的美国侵露者，不得不放弃江华岛作战计划。

    此后，双方经过20天的对峙和“书翰外交”出于胜利击退法国海军入侵的自信心，与盗墓事件所激发的对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在诱使大院君政府，就签订一个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命令舰队退出朝鲜，撤往中国烟台。朝鲜军民粉碎了“辛未洋扰”

    昧于世界国际形势的大院君，在两次击退“洋夷”之后，沾沾自喜，顽固地认为在他的统治下，朝鲜定能与世界各国隔绝，自立于一隅，因此，更加努力维持旧有的封建制度。

    他下令全国，将“丙寅洋扰”时的闭关标语：“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吾后世子孙。”刻于石碑之上，称为斥和碑，立于京城及全国主要都市的大路上。这不过大院君对世界情势极端无知的，井底之蛙一样的自满。24年后，高宗三十一年秋天（1894），就在大院君的有勇无谋天下皆知之后，设立在全国各地的斥和碑全部撤除了。

    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大院君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国内经过两次战争所消耗的军费，对于贫弱的王朝来说，实为过大负担。而日益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陷于破产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国民只有起来反抗，渐渐成长为分散的农民起义。

    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交织在一起，给大院君政府造成重大的危机。到了高宗九年，甚至发生海州与安东逆谋事件，大院君终于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