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1/4页)

    第10章

    1870年的朝鲜，当大院君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体制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到处碰壁的时候，东北亚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各国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朝鲜的近邻，日本列岛成功地爆发了一场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倒幕维新运动。1853年秋，日本倒幕派武土利用人民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所代表的封建领主统治，建立了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的联合专政——明治政权。

    1863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日本资产阶级改革不彻底，国内原因和资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等国内条件的限利，加之国际上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激化，所以，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

    日本巧妙地利用了英俄、美俄、美英法之间在东方的矛盾和斗争，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美、英支持下，走上了征服和掠夺在地理上邻近自己的，封建中国和朝鲜的道路。

    朝鲜与日本有着悠久的邦交关系，自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以来，两百多年间两国一直和睦为邻，友好往来。以1609年李朝政府与日本缔结《乙酉约条》为起点，两国恢复了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1592—1599年)遭到破坏的交邻关系。这项条约允许日本按照严格的规定进行使臣往来和派遣“岁遣船”

    在东莱府的草梁，有朝鲜政府修建的倭馆（又称和馆），供日本常驻事务宫、商人居住和堆集货物，中央政府派驻釜山的倭馆训导，负责具体管理与日本的交往通商事务。地方政府对倭馆免费供应薪炭，并开市供应菜蔬。倭馆每月开市六次与朝鲜人交易。日本商人主要以铜等贵金属交换朝鲜的米、棉和各种皮货。

    根据约条的规定和惯例，日本暮府同朝鲜政府的外交联系，是通过对州藩主实现的。对州藩主除掌管与朝鲜的聘问往来、代表幕府向朝鲜派出参判使外，自身还经常派家臣出使东莱府。出访朝鲜的日本使臣所持国书有一定格式，并加盖朝鲜方面铸发的铜印，即所谓“图书”

    “王政复古”后，1868年3月23日，日本新政府宣布承认对州藩主世袭的代表国家与朝鲜外交的特权，并授与该藩藩主宗义达外国事务局辅的职衔。宗义达奉命向朝鲜通告：日本时势一变，政权归一皇室，更张纲纪，大修邻好。

    所谓“大修邻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推行“征韩外交”的口实。既然朝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邻通信关系，自然不存在“大修邻好”的急切需要。日本明治政府企图改变两国交往的惯例，夺取外交主动权，并设置陷阱，借大修邻好之机变更外交公文格式，用“天皇”的称谓降低朝鲜国王的地位，以造成朝鲜屈从日本的既成事实。

    明治元年12月，由对州藩主宗义达委任的“大修”大差使等人一行抵达草梁使馆，向朝鲜倭学训导递交国书。文中多处使用“皇”、“勅”之类的文字，并加盖日本国新铸的印章。虽然大院君政府礼貌地接待了日本来使，并派员参加倭馆举行的“下船宴”但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国书。

    此时的日本国内，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人物不仅己在鼓噪“征韩论”而且还就“征韩”的具体步骤进行策划，并把侵略朝鲜与日本的基本国策联系了起来。

    为策划“征韩”是年日本天皇曾命木户孝允出使中国和朝鲜。后因木户所在藩山口倒幕主力“奇兵队”解散引起农民不满和动乱，未能成行。不过，为木户出使所作的有关朝鲜政策的准备，继续照常进行。这时，日本外务省曾专门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等外交官，假借对州藩吏之名去釜山活动。

    1870年，日本外务省根据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拟定了《对朝鲜政策三条》，内称：“虽有借朝鲜拒收国书之无礼挑起战端的主张，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于屈辱谬例的对州藩代为转达的，难以立刻构成开战”的理由。

    因此，必须：变对方拒收国书为良机，暂时断绝于朝鲜的往来，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失，我国国力一经充实，断然着手；派木户孝允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其摈斥我照会王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往来自由的条约，如若朝鲜不从，即断然讨伐；与清政府订约，一经清日平等，朝鲜自然退居下位。然后，途经朝鲜王城，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标是，既要利用朝鲜要求日本修改国书文字的时机，单方面中断与对方的传统联系，又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定约，使日本处于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现与朝鲜“议论和战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信”关系，中国不能像壬辰战争，明朝军队援助朝鲜那样容易行事。

    外务省的《三条》，实际上先后被明治政府采纳。同一时期，日本右大臣岩仓在其《朝鲜论稿》中，着重强调朝鲜的战略地位，阐述“征韩”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关系，指出：“然朝鲜之事，仍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绥服之，实乃皇国保全之基础，将来万国经略进取之基本”；主张对朝鲜“宽猛恩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