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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第2/3页)
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 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 迫使朝鲜转变对西方国家政策的基本动力,是日本对朝鲜压力的加强,大清国李鸿章的劝说,以及朝鲜逐渐沦为日本独占势力范围,所引起的对朝鲜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 从江华条约缔结到l882年,朝鲜的对外贸易一直把持在日本手中,由日本商人输入到朝鲜的商品急剧增加。他们利用无关税贸易、日本国货币在朝鲜开放港内自由流通等特权,迅速地控制了朝鲜的金融,1878年,日本第一银行在釜山设立了分行,在元山、仁川、汉城、木浦、南浦和群山设立了支行与办事处;1881年,日本第十八银行在釜山和元山设立了支行。 通商口岸开放前,在1875年度的朝日贸易额中,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7345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45271元,进出口总额为118721元。在通商口岸开放后,1881年度的朝日贸易领急剧增长,朝鲜对日本的出口额为806000元,来自日本的进口额为1148000元,进出口总额为1954000元。 这就是说,贸易总额约增长了约26倍,尤其是朝鲜进口商品总额增长了约26倍。虽然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主要处于转卖欧美商品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欧美商品或是日本商品,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一经流入朝鲜,都起到了破坏朝鲜封建经济的重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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