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忘记了《倾城之恋》 (第2/3页)

在艺穗会放过一次，好像只得一个观众。那个观众看完之后说，D光打到爆哂。我的文学电影美梦，就此破碎。

    游毕业后很快便找到工作，在艺穗会当接待，不是艺术家，但总算跟艺术家沾了点边。我总取笑那些去艺穗会喝酒的人，每个人自称艺术家。现在我已经到了大概会自视为艺术家的景境，但辗转难言，见到我的出版社编辑，只长叹一句欲哭无泪。现在去演讲或做甚么活动，总有年轻人问怎样才可以当作家，我总是长叹一声，唯一可说的就是“可免则免”或“你要很坚强，很坚定，也要很清晰”“你要很坚强，很坚定，清晰”，是把任何事情做好的条件。有这种坚持和奋斗的精神，不会坏到那里去，做甚么事情都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邵氏制片厂当宣传写手，做了两个星期。第二份工作和游做同事，在无线电视当编剧。

    大家都做第一份工作是和游吵了一次架。没甚么事，可能只是我妒忌她的艺术家工作。我本来和她一起住，我一天下班回家见她搬走了。没说甚么。其后我们还见面，一样在无线编剧混的那个房间拉在一起耳朵贴耳朵的说话。那个时候当编剧很放任，上班叫“出现”，有时监制编审会问，某某某有没有出现。游有一次一个星期都没有出现，我打电话到她家，她的录音留言说，游淑仪已经死了，请不要打电话来。我在那编剧房间大喊：游淑仪说她已经死了，不要打电话给她。后来她“出现”，没有人问她为甚么旷工。

    最近又跟她吵了一次。她在问我破产的程序，我听了很生气，就高声说：你不要随便说破产好不好。破了产，很多事情不能做。她一直在哭，说认识我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高声跟她说话。况且她也不是想破产。我一直在道歉，说得两个人都在电话哭，就像少女一样。但我们已经到了人说万事哀的年纪。

    但我知道不是因为破产或不破产。而是因为我们都非常迷失。

    最近我做了一个读书小剧场。感觉就像一个自己的丧礼，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来看我。卢也来看我，完场以后跟制作人说，她的大学同学来找她。我见着她，说，吃过东西没有，我们去吃东西。

    已经好几年没见面，偶然通电话。她辞了职，现在放假。问我要不要去巴峇岛，现在很便宜，我说好，做完表演那一个星期。

    预备表演期间，一直哭。哭了长久以来没有流下的眼泪。所以就想去一个甚么也不做的短旅行。

    旅行期间她忽然跟我说，有时想到自己，毫无理想，无所追求，夜半醒来会大哭。

    我说，我明白。现在我很奇怪的，会读那些创校和在校的老知识分子的书，像钱穆和劳思光。他们有知识分子承担的精神。也因为他们的承担精神，教育和感染，我们不是那些四处招摇开舞会的旧生，但我们会因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后还是离开了记者行业。我离开得比较早。卢也离开了。我们都曾相信新闻工作是我们的理想；不光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承担。当然实际工作的时候，成天不过在追追追，我笑说，好像登徒狼子，见到每一个人都约人吃午餐，一次不答应，约两次，一直约，约到有个对象说，你真有耐性，你约我吃午餐约了足足一年。最后我忘记了有否跟这个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闻。

    到后来当记者变成人见人憎。我脸皮薄，我不觉得我是个好记者，想想不如边念个法律学位，边专心写小说。离开新闻工作后差不多一两年便出一本小说，算是勤劳。

    有几年和忠很少见面，几个月才通一次电话，是我们认识以来，来往最少的日子。在学校里他低我们一级，但他爱凑着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电影排队买艺术节的学生票出去拍照搅个乱拍乱贴的摄影展。我们夜里潜入新闻系的工作室冲晒裱照片，游喜欢吃花生酱，我们预备要通宵工作，所以就买了花生酱，从厕所窗口潜入工作室。因为校警巡逻，我们都很惊，就踩烂了厕所的厕纸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酱，漫得一室花生酱的香气。不知是否这样的缘故，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吃花生酱。总令我接近那一种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们晚一年毕业，第一份工作也在无线电视，当助导，拍电视剧。他去日本读日文那两年，我去东京探过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来的时候我在往成田机场的火车上一直哭泣。没有甚么事情，大概只是感觉到时间的重量。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岁。后来我在伦敦，他来看我，我们午夜十一时在我家附近找一间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长大衣。走了一个小时才放弃。那时才知道，原来英国的酒吧十一时就要关门。住在伦敦的时候，没甚么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里看书看电视，生活很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