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杂役 (第9/12页)

。但是不用手枪顶着他的脑门，也足能吓破他的胆。只要让他做做这些事就够了：叫他到门诊部去工作，那里要求一小时看完九个病人，时间只够用小槌敲一敲膝盖；再让他当当“劳动力医务鉴定委员会”委员，还有疗养区委员会委员，还有兵役委员会委员，到处都要在各种文件上签字、签字、签字，同时知道每签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某某大夫已经抓进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签字：病假条子、诊断书、鉴定人证明、医生证明、病历。每签一个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恼：给假还是不给假？适合现职还是不适合？有病还是没病？病人朝一边求你，长官朝另一边压你。惊恐过度的博士手足无措，犹豫不定，浑身发抖，常常吃后悔药。

    但这都还是在外边的时候，这还都是些甜点心！自从带上“人民敌人”帽子被抓进来，被侦查员吓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吓成这个样子，会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进来，恐怕整个医学研究所都被他攀扯进来了）以后，你看他现在变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人！独劳点卫生科长（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没有学过医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视都会使普拉夫金惶恐到这个地步，以至连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来了。他现在变得十倍地犹豫不定。在劳改营里他简直手足无措，连体温达到37。7能不能开病假也不知道了。万一挨骂怎么办？必定会跑回我们屋子里来商量。每当受到劳改营长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夸奖以后，他才能在安定平稳的状态中生活上一天。受到夸奖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从第二天早上起难以摆脱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营里发送出一批很紧急的解犯，因为太匆忙，以至没有时间安排他们洗澡（没有把他们光着身子赶进冰凉的澡房，算他们幸运人看守长来找普拉夫金，叫他写一张解犯已经过卫生处理的证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从，但是事后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回到屋里他就像砍断了腿似地一头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听我们的宽慰。我们睡着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厕所。最后，到了后半夜，他穿上衣服，样子像疯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员商量，这个看守员外号叫“小矮个”是个大字不识的直立猿人，只不过帽子上有颗小红星罢了。他问他现在会怎么样？犯下这个罪会按五十八条给他再到一次刑？还是不会判？或许只会从莫斯科市内的劳改营发送到远地的劳改营？（他家在莫斯科，经常送来丰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赖在我们这个小劳改营里。）

    心惊胆战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检查卫生的工作上都丧失了魄力。他对炊事员、值日员，对自己的卫生科连一点要求也不会提了。食堂里很脏，厨房里不好好洗饭碗，卫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坚持卫生的要求。只有一点是他和所有劳改营长官们共同犯的神经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许多劳改营都搞这种穷开心的事）。这一点执行得倒是一丝不苟。永远潮湿朽烂的地板使得房内的空气和被褥从来没有干燥的时候。劳改营里最不行的老弱病残对普拉夫金也没有什么敬意。在他的狱中生涯里，没有抢劫过和欺骗过他的，只有不想干这种事的人。他的乱丢在床边的东西所以能原封不动，他的全营最无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头柜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们房间夜晚是上锁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条10和11，即作为一名政治人物、鼓动者和组织者。但是我发现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的幼稚性。他被监禁了两年多，还没有成熟到他在侦讯阶段曾承认过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们关进来是暂时的，是开开玩笑；现在正准备实行一次了不起的宽宏大量的大赦，这是为了使我们更加珍视自由，使我们为得到了这次教训而永远感谢机关。他相信集体农庄是繁荣的，旨在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卑鄙阴险的，急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是在搞阴谋诡计的。

    我记得一次他满面春风地回到屋里，像刚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祷的善男信女一样，脸上泛出安详、仁爱、幸福的光辉。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脸庞上的那对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间的柔顺的神情。原来刚才开过一次营区杂役的会议。劳改点点长起先拍桌子大声申斥他们，后来忽然平静下来，说他对他们像对自己的忠实助手一样信任。普拉夫金激动地向我们交心说：“听了这些话，工作积极性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关于将军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听到这个只是轻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并不是骗人的：他是个爱真理的人。爱倒是爱，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们这个小模型里显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从这个小模型转向大模型，你就会惊呆。我们的精神的俄罗斯有多大的百分比变成了这副模样？仅仅因为一个恐惧…

    普拉夫金成长在有文化的人们当中，一生从事智力劳动，他周围都是一些智力发达的人，但他能算一个知识分子即具有独立智能的人吗？

    多年来我不得不对“知识阶层”这个字眼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都很喜欢把自己归入这一类，而实际上并非全都能归得进去。这个字眼的含意在苏联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双手劳动的人都成了知识分子。这里包括所有党的、国家的、军队的和工会的官僚；所有的会计和记帐员——拨算盘珠的机械奴隶；所有的办公室职员。我们更加轻易地把全体教师（那些顶多只是个会说话的教科书，即没有独立的知识也没有独立的教育见解的人也在内）也都归到这里。还有所有的医生（那些只会在病历上瞎划两笔的也在内）。至于那些仅仅和编辑部、出版社、电影厂，演奏厅沾点边的，也都被毫不犹豫地划入了这一类，更不消说那些出书、拍片、拉琴的人了。

    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单凭上面任何一个标志就划入知识界。如果我们不想根本失去这个概念，我们就不应降低它的价值。知识分子不是依职业属性和工作种类决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养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对精神生活的兴趣和志向是换而不舍的，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外界环境所强加，甚而是与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