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统治者易人群岛依然在 (第2/12页)

子之外谁也没有兴趣。因此，教育员们不得不把每个人的手硬拉到认购签字单上，以便从他们那里挤出哪怕十卢布来也好（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每逢星期天还组织男女营区的文娱联合演出。人们倒是很乐意看这种演出，有人甚至为此买来领带系上。

    同时，古拉格群岛体制的精华中的许多东西又恢复起来了，又重新强调建设大运河时期赖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创精神了。组织起了“积极分子会议”它下面还没有教育生产、文娱活动、生活管理等各组，很像工厂的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样子；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纪律性而斗争。重建了“同志审判会”其职权是：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批评、处罚，请求领导对其加强管制，直至建议当局对该犯不适用有关“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

    这些措施过去都曾经是劳改营当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过那是在没有见过特种劳改营的“屠宰”和没有经过sao乱训练的劳改营里。现在这里不同了。很简单：第一任“积极分子会议”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尔），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谁也不敢再去参加积极分子会议。（原海军中校布尔科夫斯基这时就在积极分子会议里，工作得很自觉，很有原则性，但经常受到刀子的威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时而参加班杰拉分子们的会议去听取对自己行为的批评。）

    自由主义的无情打击使劳改营体制越来越软弱无力。建立了所谓“轻管制劳改点”（在肯吉尔也建立了这样的点！）这里的隔离区实际上只是睡睡觉的地方，因为去劳动时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线和出发时间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尽量早些走，晚些回来）、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营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这种散步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惩罚性的劳改点。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苏惩戒营”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奥泽尔拉格的两手沾满鲜血的米申大尉就在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这里关押着大约四百名受惩戒的囚犯（包括腾诺）。但是，即使在这里，隔离区内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员，而是囚犯了。

    请读者投身处地替劳改营的统治者想想：在这种条件下还能够工作吗？还能够指望取得什么成绩？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亚时遇到一个旅伴，他是内务部的军官。他关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时期的劳改营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完全的放纵！谁不愿意劳动就不去。囚犯们甚至自己出钱买了电视机！”他对这一个短暂时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为如果教育员背后没有皮鞭，没有强管棚，没有饥饿等级制，反而作为一个请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这一切似乎还嫌不够！古拉格群岛还受到了所谓“营区外拘禁”这个攻城大相的撞击。按照这个办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营区外面主，可以自己购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资像自由工人一样全部发给本人（不再扣除什么营区费、警卫费、劳改营。行政管理费等等）。这些囚犯和劳改营的关系只限于每隔两周来报到一次。

    这已经是到头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岛的末日，或者就是两者的末日！而司法机关竟把这种“营区外拘禁”当作共产主义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发明来加以称赞碑

    看来，经过这些打击之后只有解散劳改营这一条路了。那就得毁掉伟大的古拉格群岛；毁掉几十万“实际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们多年服务的工龄、职称和勤恳而无可指责的工作统统变得一钱不值！

    连这个过程似乎也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称为“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或者简称为“卸包袱委员会”的人们陆续来到劳改营。这些人一来便“踢开”劳改营的领导，在营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开会议，签发释放证，而且签发得那么随便和不负责任，就像当年签发逮捕证一样。

    “实际工作者”的各个阶层都面临着覆亡的威胁。必须设法应付这种局面！应该进行斗争呀！

    在苏联，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只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以沉默将其扼杀，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国内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经逃脱了这两种命运。

    对于古拉格群岛的整个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是绝口不议它的，如果有时提到它，那就是谎话连篇。关于建造大运河时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员会”也都是这样。

    关于这些“委员会”尽管没有报纸上的喧嚣和客观需要，我们自己还是在感动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动呢？要知道，许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连辩护律师都对我们进行攻击了，而现在却是检察长在为我们辩护！我们多么渴望过自由的生活呀，我们觉得在狱外已经开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们从劳改营内的变化中已经看到这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派来一个神奇的、拥有全权伪委员会，它把人们一个个叫去，谈话不到十分钟就立即交给他一张火车票和身份证（某些人还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户的证明）！面对这种情景，从我们这极端虚弱的囚犯的胸膛中，从我们经常伤风的嘶哑的喉咙中，除了赞颂之外，还能够发出什么别的声音呢？

    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抑制住自己那原为了把破衣烂衫急忙塞进旅行袋而猛烈跳动的心，站得稍微高一点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难道斯大林的暴行就应该这样来结束吗？难道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们不是应该站到队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对大家讲下面这样一段话吗？

    “弟兄们！最高苏维埃派我们来向你们道歉，请你们原谅。你们没有犯任何罪过，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关在这里受折磨，而我们却在挂着枝型水晶大吊灯的豪华大厅里开会，一次也没有想到你们。我们驯顺地批准了那个‘吃火魔王’的每一项灭绝人性的命令，我们是他的杀人罪行的同谋者。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接受我们这过迟的忏悔吧！现在，大门敞开着。你们自由了！我们派飞机来了，就停在那边儿，飞机上备有药品、食物和冬衣供你们使用。飞机上也有医生。”

    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现在的“卸包袱委员会”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