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ldquo;砰mda (第2/6页)

实的好家兔有着还是革命前塑造的过于柔弱的灵魂，他浑身出汗，如坐针毡，苦恼万分。他当真认为这条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写出谁是苏维埃人，或是写出谁是反苏分子。他看不到还有第三条路。

    人不是石头，而石头也是能压碎的。

    狱外使用的百宝钥匙样数多一些，因为生活多样化一些。劳改营内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一套。生活是简化的、赤裸裸的，螺丝钉的螺纹和螺帽的直径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号当然是原样：“您是苏维埃人吗？”对思想纯正分子很合用，改锥从不会滑脱，螺帽立刻顺着手劲转动起来。第二号也很好使：许诺从一般劳动里抽调出来，安排在营区内，多给一份稀粥，给报酬，减刑期。这都意味着生命，每登上一个台阶，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战时，告密行为的身价大跌：东西贵了，人便宜了。为一包马合烟就能出卖灵魂）第三号更好用了；我们要撤掉你的杂役职务！要送你去干一般劳动！押你到惩戒点去！每下一步台阶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块面包的引诱，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渊里推，他就会发抖、央告。

    这并不表示在劳改营内部根本用不着做细活。有时候也得用点心计。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尔岑别格（犹太人）的罪状。他有理由认为十七岁的不懂世故的德国人安东能提供起诉材料。希金把年轻的安东找来，挑动他的纳粹主义情绪：犹太种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毁坏了德意志。安东怒火中烧，于是出卖了格尔岑别格。（在另一种情况下，共产党员契卡分子希金为什么不能成为盖世太保的得力的侦查员？）

    再举一个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斯杰波沃依的例子。入狱前他是内务部军队的士兵，依据五十八条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统派，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劳改营里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当那个兵丢人，费尽心机地隐瞒这件事，同时他明白，如果被当局发觉他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对这样的人怎么招募？就利用这一点来招募：不干，我们就给你宣扬出去，说你是个“契卡”仅仅为招募一个人，连他们自己的旗帜也可以用来擦屁股。（这个人现在保证说，他当时到底还是顶住了。）

    他入狱的过程以后没有别的机会叙述了。小伙子应征时是参加陆军，可是被派到内务部军队服役。起先是镇压班杰拉分子。得到情报（通过内线），他们要走出林子到教堂里做礼拜。军队包围了教堂，把住大门（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着便服）护送人民代表去参加选举大会（“有一个代表胆真大，每回都不要人护送！”）。一度在高尔基省守卫桥梁。由于伙食太坏，军队内部发生sao乱。为了惩罚他们，派他们到苏联土耳其边境驻防。不过这时候斯杰波沃依已经蹲在监狱里了。他时常画画，连政治学习笔记本的封面上也画上画。他画了一头猪。旁边一个人对他说：“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笔记本送上去检查。这已经够得上蹲监狱了。但是在射击场上他当着将军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个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亲假。他回部队以后对人们说。“村里的树都没了。因为税收比野兽还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树都锯光了。”高尔基军区军事法庭。他在法庭上还叫喊：“你们这些坏东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不当着人民的面审我？为什么躲起来审？”以后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红色格林卡（从事隧道作业的严厉管制营，全部是“五十八条”）。

    有的人像俗话说的“虽不是木匠，可是爱敲打”这种人不用费劲就能搞到手。可是对另一种人非下好几次钓钩不可：他把诱饵吞下去吃掉了。谁要是支支吾吾，说他很难收集到准确的情报，那就对他解释：“有什么就提供什么，我们负责核实！”“可是如果我一点把握没有呢？”“这么说来——你真的是一个敌人喽？”最后索性向他摊开：“我们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实，其余全凭你瞎想吧。”（治达劳改营的行动人员。）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时候，三番五次的下网，猎取的对象仍不能到手。这时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预备好的一个环套；签署“不泄露具结”无论宪法或法律里都没有说到还有这么一种手续，也没有说到我们必须履行它。但是我们对什么都看惯了。这种事还能拒绝么？我们自然全都会照办的。（可是如果我们硬是不具结，一迈出门槛硬是见人就泄露我们和教父的谈话“第三厅”“的魔力就会顷刻消散。他们的隐秘性和他们本人全是靠我们的怯懦维持着的！）随后，在你的监狱档案上便会做出一个使你解脱的幸福标注：“不可招募！”这就等于一个九十六开的成色戳记，至少也等于八十四开。但是即使我们能活出头，也不会很快知道这个底细。然而我们可以凭以下的迹象猜出这一点：这些魔障忽然从我们身边退走了，而且此后不再纠缠。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不论你是央求还是骂人，反正让你跑不脱。

    于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来了告密材料。

    于是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么人的脖子上又缠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于是劳改营内的告密活动就发展成为营内最激烈的斗争形式：“今天该你死，我还要活到明天！”

    半个世纪或四十年来狱外的告密行为是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威胁，或者揭露和惩罚。

    劳改营里则略有不同。读者记得，索洛维茨的行政科怎样揭露那批坐探，把他们放逐到康德岛。以后几十年，坐探们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尔在个别地方一小群坚毅顽强的犯人团结在一起以隐蔽的形式继续索洛维茨的传统。有时候装成激怒的人群对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样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劳改营里的观念，私刑几乎是合法的事。）有时候（维亚特卡第一独劳点，战争年代）生产杂役们通过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恶劣的坐探调出自己的工地。这样做行动特派员是很难干涉的。别的坐探看了心里明白，只得收敛一点。

    营方对陆续到来的前方士兵曾抱过很大希望，以为这些人会是当坐探的好手。可惜，这批增援部队使劳改营的斗士们大失所望：这些大兵们、迫击炮手们、侦察员们离开了军队全变得灰溜溜的，做什么也不中用。

    但是群岛上的眼线的末日，还有待敲响过更多次的钟声，流逝过更漫长的岁月，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