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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我们在建设 (第3/5页)
事地带着验收委员会察看一楼的各套房间。每间浴室必进,每个澡盆必点交。然后带委员会看二楼、看三楼,不慌不忙,仍是每间浴室都进去看看。而这时一批经过训练的手脚麻利的犯人在有经验的卫生工程领班的指导下从一楼的各单元里拆下澡盆,射着脚尖抬上四楼,赶在委员会到来之前迅速安装好,抹好腻子。谁受了蒙骗,就让他事后自己去交帐吧…这要拍成个电影喜剧倒不错,可是一定不会通过: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可笑的现象,一切可笑的现象全在西方!) 第三个原因在于犯人们缺乏独立性。没有看守员,没有劳改营行政管理机构,没有警卫,没有架设着了望塔的营区,没有生产计划科,没有登记分配科,没有契卡行动科和文化教育科,没有层层的劳改营管理局,直到古拉格本身;没有邮件检查部门,没有惩戒隔离所,没有强管棚,没有杂役,没有保管室和仓库,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能力。没有押解队和警犬,他们就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国家需要为每一个做工的土著至少养活一名监工(而每一个监工都有一家人!)。不过这仍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你叫这些监工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还有一些聪明的工程师指出了第四个理由:他们说,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设隔离区、加强警戒,增派押解人员,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在技术方面的指挥受到干扰。比方在塔兹河上登岸时就是这种情况。一切都不能按时完成,一切都要多花钱,据他们说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已经属于客观原因,这已经是一种借口。把他们叫到党委会去谈谈,好好敲打敲打,这个原因就会消失。让他们绞绞脑汁就能想出办法。 在这些原因之外,还有领导本身的很自然的并且完全可以原谅的考虑不周。正如列宁同志说的,只有不工作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比方说,土方工程不管你怎么计划,很少能赶上在夏天进行,不知为什么总赶上秋天,冬天,总赶上烂泥和严寒。 又如,在什图尔莫沃依金矿(科雷马)的扎罗什泉地方,一九三八年三月派了五百人去,在永冻土里打一些八至十米深的探井。他们完成了(一半犯人丢了命)。应该进行爆破作业了,可是他们改变了主意:金属的含量太低。放弃了。五月间探井化冻坍塌,前功尽弃。可是两年以后,又是在三月,科雷马正冷的时候,又心血来潮:快打探井!还是在原地!紧急任务!不要可惜人命! 这不就是多余的开支吗?… 又如在奥波基新村附近的苏霍纳河上——犯人运来了土,筑成了水坝。春汛一来马上冲倒。光了,白费了力气。 又如,给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管理局的塔拉加伐木场下达了生产家具的计划,但是忘了下达供给他们制造家具的木材的计划。计划就是计划,不能不执行!塔拉加只得组织一些专门的班子,负责从河里打捞“事故木料”——即从木排里脱落出来的木料。不够用。于是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打散整个的木排,然后拖回来。但是这些木排也是在别的什么单位的计划之内的,现在他们就会不够了。而另一方面塔拉加也不给这些勇敢的小伙子们填工作日报单:因为这是偷窃。经济核算就是这么回事… 又如在乌斯特维姆拉格有一次(一九四三年)他们想超额完成散木(单个原木)流送的计划,对伐木场施加了压力,把能干活的不能干活的全赶去伐木,结果在总浮栅前面聚集了过多的木材——二十万立方。冬季到来以前没有来得及捞出来,木材冻在冰里了。浮栅下游是一座铁路桥。如果开春时木材不分散成单个的原木,而是整个地流下去,就会撞倒桥墩,不用说,营长非进法院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申请拨来几车皮炸药,在冬天把炸药放到河底,炸开冻结的木材,然后赶紧把这些原木滚到岸上来——烧掉(反正到春天它们已经不适合做锯材用了)。整整一个劳改点,二百人,都从事这项工作。为了在冰水里干活,专门发给他们猪油,但是任何一个工序都不能填报工作日报单,因为这全是多余的劳动。被烧掉的木材也属于白搭工。这就是所谓经费自给。 由整个伯朝拉铁道劳改营负责修建了一条通达沃尔库塔的铁路——曲里拐弯,到哪算哪。后来又动手把这条修好的铁路取直。这算在哪一笔帐上?还有那条从拉耳斯克(鲁扎河边)到皮纽格(甚至曾想延伸到司克特夫卡尔)的铁路呢?一九三八年曾把一些多么庞大的劳改营赶到那里修筑了那条四十五公里长的铁路——修好就不要了…全部力气就这样白费了。 当然这类微小的错误在任何工作中都是难免的。任何一个领导^都不能保险不犯这类错误。 可是这条一九四九年动工的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呢?——事后发现它整个是多余的,这条线上没有什么可运。于是也不要了。这是谁的错误,说出来都觉得可怕。要知道这是——他本人的… 经济核算有时候把人折腾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劳改营长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躲,该怎么样补亏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附近的卡恰残废犯人劳改营(有一千五百名残废人!)在战后也接到全部实行经济核算的命令:制造家具!这些残废人用框锯(不是伐木营,所以不供给他们机械设备)伐木,用奶牛把木材运回营里(也不给他们运输工具,但是他们有一个牛奶场)。一对沙发的成本算起来高达八百卢布,而卖价是六百卢布!…在这种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残废人员改定为一级残废或者算做病号而不带到营外上工对于劳改营当局反倒有利:他们马上就可以由亏损单位转为稳吃国家预算的单位。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群岛非但不能实现自负盈亏,而且国家为了维持这么一个玩艺儿还不得不拿出大笔的补贴。 导致群岛经济生活复杂化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个伟大的具有全国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仅仅是整个国家和古拉格所需要的,每个劳改营的营长却拿它不当一回事。免不了要说点怪话,免不了要私留点奖金(上面给的奖金仍会照发)。每个劳改营营长都把拥有一摊独立的自然经济、拥有自己舒适的小庄园和世袭领地视为主要收入来源和活动余地,视为自己主要的方便条件和快乐享受。在红军以及在内务部军官当中演化和形成了一个周到的、尊敬的、骄傲的、好听的字眼——“主人”在上头有一个全国的主人。下头每一个班的班长也都必须是主人。 但是狠心的弗连克尔使用的那把划分犯人为甲-乙-丙-丁四类的无情的梳子始终留在古拉格的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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