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律在壮大 (第7/11页)

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复兴同盟”（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

    有些被告心里怎么能不活动呢？他们觉得自己怎么竟堕落到这个地步？须知检察长在明亮的大厅里表示的这种同情最能打动从牢房里带出来的囚徒。

    克雷连科还开辟出一条这样的逻辑蹊径（后来对维辛斯基控诉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很有用）：你们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你们从他们那里得到金钱接济。起初你们拿钱是用于具体活动，绝非为了党的最终目的但界限在哪里呢？谁能把这两者区分开呢？要知道具体活动不也是党派的目的吗？因此，你们陷进泥坑了：你们社会革命党不就成了资产阶级养活的政党了吗？！你们的革命自豪感到哪里去了？

    罪状已经积累得绰绰有余了法庭本可进去评议，给每人铆上应得的惩罚但还有一些麻烦：

    这里指控社会革命党的一切罪行都是属于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一八年的；

    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决定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不知是因为斗争得筋疲力尽了，还是社会主义的良心太浓了）。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赦免社会革命党过去的一切。该党合法了，走出地下了而两个星期以后就开始了大逮捕，把所有头头们都抓了起来（这就叫：按我们的做法！）；

    从那时起他们在狱外没有进行斗争，蹲在监狱里面就更没有进行斗争了（该党中央蹲在布蒂尔卡里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在沙皇时期那样越狱）所以他们自赦免令直到如今一九二二年什么也没有做过。

    他们不进行斗争还不算，他们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就是说放弃了自己过去的临时政府，也放弃了立宪会议。）只是请求进行有各党派自由竞选的苏维埃改选。（被告中央委员亨德尔曼甚至在审庭上还说：“请给我们享受全系列的所谓公民自由我们将不会违犯法律。”给他们，还“全系列”呢！）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怀着敌意的资产阶级兽脸原来在这儿拱出来了！难道可以吗？要知道当前时局严重呀！要知道我们是在受到敌人包围呀！（过二十年，过五十年，过一百年还将这样）而你们却要各党派的自由宣传，狗患于？！

    克雷连科说，政治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只能耸耸肩膀。为此曾做出过公正的决定：“立即采取国家的一切镇压措施，杜绝这些集团进行反政府宣传的可能。”（第一八三页）于是就把整个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委员会（已抓到的）关进监狱！

    但现在向他们提出什么罪状呢？我们的检察长抱怨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经过应有的司法调查。”

    然而，有一条罪状是万无一失的：也是在那个一九一九年二月，社会革命党人作出过一项决议（但没有付诸实行，可是根据新的刑法典这反正一样）：在红军中进行秘密宣传，使红军战士拒绝参加对付农民的惩罚队。

    这是卑鄙阴险的叛变革命行为！劝阻参加惩罚队。

    还可以把所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团”那些已经溜到了欧洲的主要社会革命党人所说所写所做的（大都是说的和写的）一切，都列为国内这些人的罪状。

    但这一切还嫌少了一点。于是又想出一条：“坐在这里的被告中的许多人，本来不应在本案中受到起诉，如果他们没有被控告组织恐怖行动的话！”他说…当一九一九年颁布大赦令的时候“苏维埃司法界人士谁也没有想到”社会革命党人还组织针对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的恐怖行动！（是呀，真的，谁能想到社会革命党人居然还会搞恐怖行动？要是想到了，那就不得不连这些活动一起赦免！当时没有想到这简直是幸运。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想到。）现在这一条罪状是没有得到赦免的（因为赦免的只是斗争）于是现在克雷连科就把它提了出来！

    首先是：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还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说了些什么？（这些耍嘴皮子的一生中什么没说过呀！…）被告们当前的领袖，也就是该党的领袖阿布拉姆-戈茨说过：“如果斯莫尔内的专制者们对立宪会议也要侵犯的话…社会革命党将会想起自己久经考验的老策略。”

    自然可以预计难以驯服的社会革命党会有这一手。确实很难相信他们放弃了恐怖手段。

    克雷连科发牢sao说：“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的时候”由于是秘密活动“证人的陈述…将会很少”“这就使我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在这个方面某些时候不得不在黑暗中徘徊。”（第二三六页）

    使克雷连科的任务发生困难的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为问题，曾于一九一八年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里讨论过三次并三次遭到了否决。而现在，过了几年后，却需要证明社会革命党人仍在进行恐怖活动。

    社会革命党人当时决定：不在布尔什维克对社会党人实行屠杀政策之前下手。在一九二0年说：如果布尔什维克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