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出狱后的囚犯 (第2/8页)

实在躲不开时，就勉强应付两句，急急忙忙离去。任何人都没有问过他这些年是怎样度过的。（虽然大家关于古拉格群岛的情况似乎知道得并不比关于中非的情况更多，但却没有人问及。我们的自由社会如此训练有素，这一点我们的子孙们将来能够理解吗？）不过，终于有一位大学时期的老朋友邀请他了，请他晚上，天黑之后，到家里去喝杯菜。真是难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这种不明显的温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鲍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闲谈中，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请他的朋友把相簿拿来看看，共同回忆一下过去。朋友拿出来了。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惊奇地看到阿维尼尔突然站起来，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离去了。是啊，阿维尼尔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脸都被墨水抹黑了。鲍里索夫此时此地该作何感想呢？！

    阿维尼尔-鲍里索夫的地位后来又有所升迁，他当了幼儿园的主任。这个幼儿园里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阵亡战士的孤儿。当这些孩子听到另一些有钱干部的子女给主任起了个外号叫“管监狱的”他们哭得十分伤心。（我们这里没有人会向孩子们解释：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们的家长倒很可能是“管监狱的”而阿维尼尔则是“的监狱的”如果是上一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就绝不会如此缺乏对祖国语言的语感了！’）

    又例如，阿-卡尔捷尔虽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于肺结核病不能劳动而被劳改营除名了。他拿着一张“黑籍”公民证，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户口，到处找不到工作，疾病注定他将慢慢地死去，谁也不要他。这时，突然来了征兵委员会。急需兵员。＿很急。卡尔捷尔患的是开放性肺结核，可他却宣称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几乎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只是后来在野战医院里“第三处”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们发现了这个在战场上奋不顾身的战士…是“人民的敌人”一九四九年已经决定名单，要重新逮捕他，多亏军事委员会里有几个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时代，最好的释放就是走出劳改营大门之后立即留在原地参加劳动。当地的生产单位大都了解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内务部的人在街上遇见时也认为这是他们已经检查过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烦。

    但是，并不尽然。一九三八年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从巴姆劳改营被释放后自愿留在原地，当了一名自由雇佣的工程师。行动科科长罗森布利特就对他说：

    “你被释放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总是走在钢丝上的。稍有差错，你就会再成为囚犯。为此甚至无须再经过审判。所以，你小心点儿！别以为你是什么又由公民了！”

    这些留在劳改营附近的聪明囚犯把监狱看作自由的另一种形式而自愿选择了它。在某些荒凉边远地区，诸如内罗布和纳雷姆等地，至今还有几十万这样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难过，反正就在旁边嘛！

    在科雷马一带则根本无须选择，因为这里全体群众都是被束缚在这里的——囚犯被释放的同时就得签署自愿的保证：今后继续留在原地劳动。（科雷马的人要取得进入“宗主国大陆”的批准书比得到释放还难。）例如，娜-维-苏罗夫采娃不幸满刑了。昨天她还在劳改营附设的儿童保育院劳动，那里暖和，可以吃饱。今大既已获得释放，那就得去地里劳动，因为没有别的工作。昨天她还肯定有一张床可睡，有份口粮可领，今天则不然：口粮不发了，住处没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烂地板上。（这是在科雷马呀！）幸亏儿童保育院的朋友们帮了忙：她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自己节省下的口粮偷偷送给她这个自由人吃。苏罗夫采娃在谈到自己获释时的新感受时，说这是“自由状态的压迫”后来，她才慢慢地能够自主了，甚至成了…房产主”！在这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边。可是这种“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乐意钻进去的。

    读者不要以为只是在边远的科雷马才这样。请看看沃尔库塔的典型工棚“临时民房”吧。这里面住的自由人还算是过得不错的，当然，他们从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见米-彼-雅库博维奇的释放形式还不能算是最坏的：把他“释放“到残废收容所（“吉洪诺夫之家”）去了，他在那里要继续受监督，仍旧无权到外地去。

    鲁德科夫斯基释放后到处找不到工作。（他说。“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劳改营里少。”）因此只好到库斯塔奈地区去垦荒（“在那儿什么人都遇见过！”）。施维德在诺里尔斯克不管风雪多大都得去编组列车。耳朵聋了。后来便去当司炉，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他去找社会救济机关要求救济，但他没有工作证件，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说。“你提出证人来吧！”证人？我们的证人是海象…卡尔普尼奇在科雷马干了二十年、受尽折磨，得了病。当他快到六十岁被释放时，却由于不够“雇佣劳动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龄条件而得不到养老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呆的时间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龄”就越短，得到养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们国家里没有像英国的那神“刑满释放者救济协会”之类组织，这类旁门左道的机构在我国连想想都可低怕。＿人们给我写信说：“在劳改营里的日子是‘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来之后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难道不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阳吗？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们伸出了双手，告诉他们。“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一鸣？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似乎还流下了眼泪呀？！、茹科夫从科弗罗夫市写信来说：“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着直起点身子来了。”.但是“我们身上始终挂着劳改犯的标签，只要有精简之类的事。我们当然首当其冲”古洪诺夫写道；“给我恢复了名誉，现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总像还继续过着劳改营生活似的。踩在我们头上握有权力的还是当过劳改营头头的那些人。”波波夫说：“不管口头说过些什么，也不管纸上写了些什么，但只要同事们一听说我劳改过，就无意似地把脸扭过去了”

    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