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出狱后的囚犯 (第7/8页)

在劳改营时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N’，而我获释之后身份证号码前面的编号字母是‘3k’（泽克），有意思吧！”

    看到这样的来信心里确实感到温暖.是的，果真的，在许多来信中，从前的囚犯的来信总使人读后感受不同！多么不寻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确。它将产生多大的推动力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无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满乐观主义的来信，那它肯定是从前的囚犯寄来的。一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已习惯，因而不论面对什么，都不会灰心丧气。

    我为自己属于这一强有力的种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原本不是一个种族，是别人使我们成为同一种族的！别人把我们焊到一起了。如果我们处在昏暗和涣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狱外世界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如此坚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统派分子和眼线们一到狱外就自动离去了。我们无须约定互相支持，我们也无须互相考验。＿我们一见面，看看眼神，说一两句话，就清楚了。难道还需要解释什么吗？我们是会互相援救的。我们到处都有朋友。我们的人有几百万！

    监狱给了我们一权衡量人和事的新标尺，它从我们眼前去掉了那层经常障住未经风霜的人们的眼睛的世俗油污。这时我们得出了多么出人意料的结论啊！

    娜-斯托利亚罗娃是一九三四年从巴黎自愿要求回国的。她落进了这个捕兽器.它夺去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期。但是，斯托利亚罗娃不仅不悔恨自己回国，不痛苦，她反而说：“当时我不顾周围一切人的劝告，不听自己理智的声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国。看来我是做对了！我当时根本不了解俄国，但我的内心已经猜到她是什么样子了。”

    卡尔普尼奇-布拉文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旅长。他过去是一帆风顺的，他脾气急躁、易怒。那时候，特别科科长把名单拿给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钝铅笔签字批准枪决，而且他不是在名单上都签字，而是在名单末尾签，不用大写字母，而只用小写字母、不带缩写点地写上两个字母：“BM”（这意味着：对名单上所有的人全部处死！）后来，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后则是在科雷马的劳改营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子里，浇菜，养鸡，有时做点儿木工活。他并不申请恢复名誉，一提到伏罗希洛夫他就骂娘。他每天听广播，看报，并且对于每一篇电台广播稿和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愤怒的回答。但是，又过了若干年，这位山村的哲学家却意味深长地从某本书上抄下了这样一句格言：

    “对人类单有爱还不够，对人们首先应该善于容忍。”而在临死之前，他又写下了他自己的两句话：

    “我过去总是用自己的尺度评判一切。但现在我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评判了。”

    这使人感到震惊。这不是很神秘吗？是不是托尔斯泰老人还魂了？

    塔尔诺夫斯基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满之后自愿留在科雷马了。他在写诗，但并不把这些诗寄给任何人。他沉思着。写道：

    注定我呆在这天涯地边，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无言，

    因为我曾看到恶人该隐，

    却未能把他的头颈斩断。

    遗憾的是；我们全都渐渐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业。

    此外，回到自由的狱外之后囚犯们还要和许多人见面。父子相会，夫妻相会。而这些会面也常常并不称心如意。十年，十五年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长大之后不可能同我们感情融洽：有时彼此简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敌人。忠贞地等待丈夫的妇女中受到应得的报偿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么长时间彼此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变了，只剩下姓名没变、他和她的生活经历过于不同，他们已经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这些事还是留给人们去写电影剧本或小说吧，本书无法全包括进来。

    但是，这里也不妨援引一个事例。让我何1来听听玛丽娜-卡达茨卡妮的叙述吧。

    “头十年期间我的丈夫总共给我写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间只写了一封，而且这封信写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经过十九年之后，当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时，他并没有到我和儿子这里来，而是到亲戚那里去了。只是过路途中决定在我和儿子这里呆四天。我和儿子去车站接他，不料车站宣布那列火车当天不能到达了。我彻夜未能成眠。天亮时刚刚躺下休息，听到了叩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我找玛丽娅-维涅季克托芙娜！’我打开门。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么也没说，径直走进屋里。我因为刚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记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们两人呆呆地站着。他问：‘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我心里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个什么亲戚吧。我亲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见了。这时，我看到他那紧闭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这时儿子回来了，他正在生病。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这唯一的一间屋子里整整坐了四天，没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儿子两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几乎没有谈什么，只是一般的谈几句。他讲了他个人的生活。根本没有问及我和儿子这些年没有他是怎么活过来的。他又回西伯利亚去了，临别时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尔卑斯山里了（战时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国军队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种比较愉快的会面。＿可能你会遇见原先的看守或劳改营长官。突然，你会发现在切别尔津旅游基地担任体育指导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宁格勒糕点商店里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来那是劳改营分部的长官古萨克大尉，现在换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么地方蹲过把？…噢，我想起来了。因为不好好劳动，我们还没收过你的邮包！”（是啊，他全记得！.但是，他们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们就该永远骑在我们头上，月前只不过是短暂的间歇而已！）

    还可能遇见（别尔斯基就遇见了）部队指挥员鲁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