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营旁世界 (第2/4页)

地喝掉了，可是人家每个月没有拿过少于五千（赫鲁晓夫以前的）卢布的钱。

    “自由民”这个字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自由人，即还没有被关进监狱或者已经放出来的苏联公民，因而也应指营旁世界的任何一个公民。但是这个字在群岛上更经常地是用于狭隘的意义：自由民——这是和犯人们在一个生产区工作的自由人。因此到那里去工作的第一、五、六种人也都叫做自由民。

    自由民被雇来担任施工员、领班、工长、仓库主任、定额员。有些职务，如果使用犯人，在看押方面有困难，也雇佣他们来担任：司机、马车夫、发货员、拖拉机手、挖土机手、铲土机手、线路电工、夜班锅炉工。

    这些第二等的自由民是和犯人一样干普通苦力活的人。他们马上就能很随便地和我们交上朋友，劳改营制度和刑事法律禁止的一切事情他们都肯做：很痛快地替犯人把信件投入新村的自由人的邮筒；把犯人们裹成一小包的衣服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卖来的钱留在自己手里，而给犯人们带去一些解馋的东西；和犯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大搞偷窃活动；把烧酒带进或运进生产区（当门口搜查得紧的时候——把用柏油封口的小瓶放进汽车的油箱）。

    如果在那里面也被门岗发现了——仍然不会有人报告上司；共青团员警卫战士们认为那样做倒不如自己把缴获的烧酒喝到肚里上算。

    凡是可以把犯人的工作量写到自由人的帐上的地方（领班和工长也不会讨厌记到自己的帐上的），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要知道，记在犯人帐上的工作量是白搭的，人家不会付钱，只给一份面包口粮。所以在取消了配给制以后的时代里比较合理的作法是给犯人随便填写一张工作日报单，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而把他完成的工作改记到自由人的帐上。自由民领到这笔钱，又可以自己吃喝，又可以给他手下的犯人们一点吃的。

    在莫斯科劳改营里的自由民身上，也看得出在营旁世界里工作的极大好处。一九四六年在我们的卡卢加关卡有两名自由瓦匠、一名灰泥匠、一名漆匠。他们算是我们这个工地上的人，可是工作几乎一点也不干。因为这项工程给不了他们大价钱：这里没有附加工资，工作面积都是量好了的：完成一平方米的抹灰工作给三十二戈比。而把一平方按五十戈比算或者把一间房子的平方米数多写两倍都绝对不可能。但是第一，我们的自由民可以从工地上往外夹带水泥、油漆、干性油、玻璃；第二，白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好好休息，晚上和星期天全力以赴地投入主要工作——干旁门左道的私活，靠它来把钱捞足。抹同样的一千米墙壁，灰泥匠从私人手里拿的就不是三十二戈比，而是十卢布。这样一天晚上就能挣到两百卢布！

    普罗霍罗夫不是说过吗：“钱——现在它是双层的。”哪个西方人能懂得“双层的钱”是什么？在战时，一个车工每月经过扣除后能拿到八百卢布，而市场上的面包一公斤要值一百四十卢布。这就是说他一个月除了配给的面包口粮之外，连买六公斤面包的钱都挣不到——也就是说他每一天不能给全家带回两百克面包！然而他却能活着…公家明摆着蛮不讲理地付给工人不现实的工资，让他们去寻找“第二层钱”的来路。那个付给我们的灰泥匠高得发疯的干夜活的报酬的人，自己也是在什么事上、在什么地方捞取自己的“第二层”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这样取得了胜利，可惜只是在纸面上。原先那个制度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很灵活的，无论是诅咒，无论是检察长的追究，都没有使它死去。

    所以犯人和自由民的关系一般地不能说是敌对的，反倒可以说是友好的。此外，这些前途茫茫、半醉半醒、丧家失业的人们对别人的痛苦比较容易感受，对于犯人的灾难及其冤狱的情况能够听得进去。对于军官、看守和警卫由于职务的关系闭眼不看的事情，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的眼睛是睁开的。

    犯人和领班及工长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这些作为“生产指挥员”的人是被放在压制和驱使犯人的地位上的。但是生产本身的进程也要他们负责任，而如果和犯人们处于直接敌对的状态，并不总是能把生产进行下去：并不是一切都能靠棍棒和饥饿达到目的，有些东西还要靠好言相商，摸准手下人的爱好和脾气。只有那些和作业班长及手艺最好的犯人师傅关系搞得好的领班们才能百事顺利。领班们本人往往不单是酒鬼、不单由于经常使用奴隶劳动而变得四肢无力，战害了自己的健康，而且还是没有知识的，对自己从事的生产工作一窍不通或者模模糊糊，因而更加多地依赖着作业班长。

    俄国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多么有趣地纠结在一起！在一个节目前，木工领班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穆拉夫廖夫喝得醉醺醺地来到我们这里，他对已经蹲了九年多的漆工作业班长西涅布留霍夫——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严肃而坚毅的青年——说出了心里话：

    “什么？你坐牢只因为是富农的儿子？你爹一个劲儿地耕地，买牛，以为能带到阴间去。他现在在哪里？死在流放地了？把你也关进来了？不，我爹比他聪明：他打小就把什么都喝酒喝得精光，剩了一间空屋子，连一只母鸡都没有交给集体农庄。因为是穷光蛋——马上当了生产队长。我现在照他的样子成天喝酒，无忧无愁。”

    结果是他说对了：西汉布留霍夫刑满之后接着去流放，而穆拉夫廖夫当了该项工程的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

    固然，他这个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兼领班是工地主任布斯洛夫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摆脱的人物（不可能摆脱：这些人是由干部科而不是由工地主任雇佣的。干部科从好感出发常常挑选一些二流子和傻瓜）。对于所有的材料和工资基金，工地主任是要用自己的钱包负责的，而穆拉夫廖夫有时候由于无知，有时候由于太老实（他心肠一点也不坏，作业班长们为了这一点又特意奉承他），乱花这个基金，签署一些欠思考的工作日报单（由作业班长自己填写），接受质量恶劣的交活，然后只好拆掉重做。布斯洛夫愿意用一个正在抡大镐的犯人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