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自由初期的流放 (第1/5页)

    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连血骨都思念故乡。

    （俄罗斯谚语）

    第一章自由初期的流放

    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流狼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摩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马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即使契柯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