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第9/10页)

。现在，太后和皇帝遵循尧、舜的治国之道，按照高祖孝文帝的典章制度管理朝政，愚臣我也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多少树立些功名。请求在实行新制度的同时，也能恢复过去一些有益的规定。这样，那些jianian恶豪纵之徒就会自我约束，更加小心谨慎。”朝廷下诏交付外廷讨论。

    高谦之又上疏言事，认为：“自从正光年以来，边境城镇多次被sao扰，受命出师征讨的军队，在路途上往来不断。但是，将帅们有些并非是能打仗的人才，大多派遣他们的亲属，妄称是应征入伍，实际上是他们的亲属又派自己的家丁奴仆充数罢了。一旦与敌人对垒，连弓都拉不开。这样，实则是让朝廷空封了一些王爵，征战的士卒又大多缺失，敌人怎么能被消灭？勇敢忠贞的人又怎么能够被劝诫鼓舞呢？况且，接近天子的侍臣，向朝臣们推荐自己的亲属，请托官员替自己办事，擅自作威作福。如果有清廉贞洁，不替他们回护或不接受请托的，他们就一起攻击诋毁，使人家横遭罪名和惩罚。朝臣们为此胆怯徘徊，谁还敢向朝廷奏闻？欺上瞒下，败坏风气，危害朝政，使得谗言害人者为所欲为，忠贞诚实的人压抑着自己的满腔正义。另外，多年以来，常常征兵讨伐，人民不堪忍受，动不动就背井离乡，以保全妻子儿女的性命，竞相逃脱国家的劳役，不再种植桑田，都是由于害怕刑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回来，还会被困难滋扰，没有一条能自我保全的道路。如果允许他们归来从事原来的职业，重新甄别，并减轻他们的徭役，那么，回来的人一定很多，被开垦的土地也会增加，数年之后，国家就会收到大量的租税。现在，不按照情理让他们还乡，只想凭着严格的命令逼迫他们，恐怕几年之后流失的人口更多。所以，有国有家，就不担心人家不归顺我们，只担心我们的政治不清明；不要侥幸地想着敌人不进攻我们，而要依赖我们强不可侮。这是千百年来共同遵守、百代帝王认识一致的道理。谨望能稍有垂览省察。”灵太后看到他的奏章，借此责备左右侍臣。这些受宠的政要们因此非常妒恨他，便启奏灵太后，说他很有学问，便将他从河阴县调离，任命为国子博士。

    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都喜欢恪守过去的典章制度，对贫穷无告的人喜好布施抚恤，讲究信义，允诺的事情从不落空。对待家里的奴仆，从不当着儿女的面去鞭打他们的父母。生三个儿子的奴仆，便免去他们奴仆的身份。从不对奴婢施行髡刑和黥刑，常常说：“都是人的身体，为什么要加以残害？”他因五舅父沮渠蒙逊曾据守凉州一带，而国书上却没有记载，便撰写了《凉书》十卷，刊行于世。凉国盛行佛教，他写文章贬斥，称佛教是九流中的一家。当世的名流学士，竞相用佛理向他发难诘问，他也用佛教的义理来应付，论敌竟不能使他屈服。因为当时流行的历法不尽完善，他便重新修改撰写，成为独立一家的历法。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传播，懂行的人都佩服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这时，朝廷商讨铸造钱币的事，便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他便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钱币的出现，本来是用它作媒介使交换双方互通有无，方便交易。所以，钱币分量的轻重，各个朝代都不相同。姜太公为周创立了使财帛流通的九府圜法。到了东周景王姬贵时，进一步铸造较大的金属币。秦朝统一中国，铸造的钱有半两重。汉朝建立，因秦代的钱币太重，改铸为重量较轻的榆荚钱。到了孝文帝五年(前184)，又铸造四铢钱。孝武帝刘彻时，又全部销毁，改铸为三铢钱。到汉武帝元狩年间，又变成了五铢钱，并铸造了赤仄钱，以一当五。王莽当政，钱币分为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他依次为七铢、五铢、三铢、一铢。魏文帝废除了五铢钱，明帝曹睿重又恢复。孙权在江东铸造重量很大的钱，以一当五百。孙权赤乌年间，又铸造大钱，以一当千。钱的轻重和大小，无不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认为理财的要旨，要把国家施政必不可少的八个方面放在首位。聚集财富的重要，都保留在经典著作中。所以，古代的帝王借着天地赐予的丰饶的条件，驾驭着天下的财富，无不在太仓中贮存上足够的粮食，在钱库里存放着充足的货币。储蓄既然充盈，人民就不会困苦，这样就使四海安静无事，就像自己的身体挥动胳膊那样方便。

    “现在，天下寇乱没有平息，四方的边境战争不断，赋税烦苛，日费千金。仓库的储蓄渐渐耗尽，国家的财用行将枯竭，实在是到了杨氏献税、桑儿言利的时候了。以西京的兴盛，前代铸钱还屡次改动，大的和小的，重的和轻的都一起流行。更何况现今敌寇没有被消灭，州郡沦丧，人民疲敝，国家和军队的开支越来越紧，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增加钱的数量，对朝廷有什么损失，对百姓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国家兴盛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大，国家衰败也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小，最重要的是公私各得其所，政治教化不受影响。这种办法古代既然能够通行，也应该在今天产生作用。”

    朝廷将下诏按他的建议去办，事情还没有实行，他就去世了。

    早先，谦之的弟弟道穆在正光时任御史，曾弹劾相州刺史李世哲，颇使李世哲遭到打击，他全家对此都怀恨在心。这时，李世哲的兄弟李神轨被灵太后重用，恰巧，谦之的家僮诬告主人，李神轨将家僮控制，到尚书那里告了高谦之一状，因而将他关进廷尉的监狱。将要释放，李神轨又奏报灵太后，下诏在监狱里赐他自尽。朝臣们无不为他悲哀。他写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有文集。永安年间，追赠他为营州刺史，谥号为康。

    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他的祖先居住代地。祖父山强，仪表丰伟，身长八尺五寸，善于骑马射箭，可拉开五石大弓。任奏事中散。曾跟随献文帝到方山打猎，有两只狐狸在皇帝的面前奔跑，献文帝命他射杀，一百步内，两只狐狸都被射获，被任命为内行长。山伟的父亲山幼之，任金明太守。

    山伟广泛涉猎文学史书。孝明帝初年，元匡任御史中尉，任命他为兼侍御史。到御史台上任才五天，便遇上孝明帝元旦朝会群臣。他负责神武门的监察，他妻子的从叔任羽林队主，在殿门前鞭打直长，他立即奏报。元匡很是称赞他，不久即奏请朝廷，任他为正侍御史，又由国子助教升任为员外郎、廷尉评。

    这时，天下太平无事，在仕途上升迁非常困难。由代地迁至洛阳的人，大多不被起用。到六镇、陇西两个地方叛乱时，领军元叉想任用代地出